【内容提要】
“红色经典”又称“革命历史小说”。“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红色经典”作品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对国人起到的精神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自1988年“重写文学史”讨论开始，对“红色经典”的研究犹如雨后春笋般占据了学术研究的一席重地。论文对“重写文学史”讨论之后的“红色经典”小说文本的研究从角度的变化和方法的多元化做一总体概述(对文革“样板戏”的研究将另文概述)，以期对今后“红色经典”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 “红色经典”/人本/现代性/审美/文化/文学生产

    我们通常所指的“红色经典”又称“革命历史小说”，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指从1921年至1976年间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狭义上仅指1950、1960年代的包括文革“样板戏”在内的“革命历史小说”。“红色经典”一词在90年代中后期出现，对“红色经典”文本的研究也大都被纳入“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做考察，本文就1988年“重写文学史”讨论之后对1950、1960年代出现的“红色经典”小说文本的研究做一总体概述(对文革“样板戏”的研究将另文概述)。
    一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文学运动开始由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激进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在革命低潮期就以上海为中心，开始“革命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因此，以蒋光慈的《咆哮的土地》(又名《田野的风》)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便成为“红色经典”真正的起源。到了20世纪50-7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即“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文学发展的方向、路线、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规则等)，在50至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治的力量而‘体制化’，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1] (PIV)“革命历史小说从‘边缘’不断地走到‘中心’，而且成为一种不可质疑的中心”。[2] (P283)50、60年代间，先后有大批文学作品问世，成为当时几亿国人共同的精神食粮，建构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90年代飞升出的“红色经典”一词成为50、6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代名词。① 被称为“红色经典”最著名的作品莫过于“三红一创，青山保林”。② 这些作品在1950、1960年代对国人所起到的精神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开“革命历史小说”研究新生面的黄子平有过准确的概括：“他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③ 至“文革”十年，由于严酷的政治形式，迫使此时期“红色经典”研究中断。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上下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逐渐恢复，在文学界，掀起了为当代文学写史的热潮。但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文革”的否定，殃及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在“十七年”文学之列的“红色经典”的研究也被暂时搁浅。直到80年代中期，才有所恢复，但由于当时文学环境仍较封闭，研究者只是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上选择某个具体作家作品加以分析阐述，很少整体把握。这种研究也只停留在作品构思、人物形象、政治教化功能等浅层次的研究上，且多以正面评论为主。1988年，王晓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发起“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对整个20世纪文学史作了回顾，并对文学史编写中的一些传统的观念或标准作了批判。旨在重新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作品的文章……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论。④ 对文学的反思，同样带来了对历史的反思，打破了以前旧有历史观的束缚。新的历史观的形成，使研究者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寻找到了新的起点和坐标。对“红色经典”的研究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宋炳辉的《“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是最先开始重评的文章。文章指出《创业史》存在着较多的矛盾：“作品被夸大了的理论体系笼罩着全篇……‘合理地’完成主题的实现……这种理论体系的自我封闭性又钳制了生活的真正丰富多样性，……妨碍作家对现实生活本质的不断追求和艺术表现。”[3] 这样的评论，集中了1980年代的新启蒙思想资源与审美主义的艺术资源，实现了对狭隘政治视角以及庸俗社会学评论的颠覆。
    进入90年代，对“红色经典”的研究渐进佳境，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形式意识形态、现代性、文化理论等一系列理论的引入，丰富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开阔了当代评论研究的学术视界，学人们以一种全新的文化语境和评价视角，破除了思想僵化，从而发现了“红色经典”研究的价值；其二，关于当代文学能不能写史的讨论，也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当代文学，对当代文学历史感的捕捉，被纳入到研究日程上来，而重新确认被搁置十几年的“红色经典”的价值，是非常具有文学史意义的。由于对“十七年”文学作品价值的认可与重评，“红色经典”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历史发展的坐标上做考察。最后，如何在当代语境下对当代文学进行比较全面的阐释，这面临一个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问题，怎样给并不繁荣的当代文学注入新鲜的活力，是当代学人们不得不思考并付诸实践的问题，这自然而然地调动了学人们学术的自觉性。总之，学术界经历的一次学术思想的复苏和觉醒，促使“红色经典”的研究重获新生。
    二
    这一时期的“红色经典”研究的推进，主要表现在方法上的更新及多样化。
    首先，从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看，学者们都不约而同的采用了“再解读”的思路侧重探讨文学文本的结构方式、修辞特点和意识形态运作的轨迹。这种研究方法的代表作主要有：李扬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和黄子平的《灰阑中的叙述》。这些论著主要以文本为中心对具体文本进行分析，“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再是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出历史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4] (前言P4-5)“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蔽、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5] (P2)李扬借助福柯的理论，将“红色经典”放置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这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谱系学的分析。以《青春之歌》为例，他关注的不是文本题材意义，而在于文本如何叙述它的意义，“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他认为“《青春之歌》最大的文本意义就在于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主题统一到一种叙述中来。”[6] (P7)黄子平将“红色经典”文本中的“历史”从时间观、性、英雄传奇、宗教乃至疾病等角度破译了革命与小说之间的密码。他探讨“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宗教修辞，分析了“政治上的‘革命/反革命’如何借助宗教的‘神/魔’‘正/邪’得到表达，从而创造了在民众中阅读与理解的条件。”“在叙事时空的安排处理，人物救赎的历练设计，人间苦难的政治解决等，铺展出对‘历史’、‘命运’、‘人生’、‘死亡’等等的一整套讲述规范。”从而考察当代意识形态与传统信仰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4] (前言P4-5)为“革命叙事”提供了多方位的研究视角。值得一提的是，李扬的研究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并翻出了新意且多有创获。他在2003年11月出版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11版)中又“尝试一种从文本进入历史和阅读历史的方式”。[7] (P364)“对我们曾经有过的某些文学史理论的前提和预设进行拆解”，[7] (P365)以全新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研究方法。
    其次，大批的研究著作或论文从文化研究的大背景入手，在总结了80年代文艺学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90年代中国文艺学开始了“文化转向”。其立场在于指出文学经典确立的复杂性、相对性、历史性、进而重写文学史。这种研究方法更强调一种实践性、实用性、策略性、批判性和开放性。因而，也为“红色经典”的研究拓宽了相当大的领域，提供了多种言说的可能性。[8] (P71-75)
    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方法值得重视：
    (一)人本研究
    延续1980年代的人本主义思潮，一部分论者以人道主义为尺度，对“红色经典”加以批判性重评。丁帆、王世沉在《十七年文学：“人”和“自我”的失落》中引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观点，指出“红色经典”在十七年文学中“一个个陷入了存在盲区。”“非人化”倾向导致了对人理解的“模式化”代替了个人和文本个性，以至于出现创作上的“模式化”。认为“红色经典”等作品是“御用的宫廷文学。”[9] (P58-64)吴培显认为“‘人’的哲学观念的根基的缺失，导致史诗范式的时代性倾斜”而且“促成并强化了一代作家史诗情结的先在性盲点。”“红色经典”缺乏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目标的历史合理性。[10] (P103-108)吴培显是“红色经典”一词出现后，将“红色经典”从“十七年文学”中独立出来做专门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学者。这无疑将“红色经典”的研究带上了新的起点。同样持否定态度的还有赵学勇，杨小兰，他们认为“红色经典”缺乏“五四”文化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11] (P1-9)马立新[12] (P42-46)和马廷新、张玉玲[13] (P34-36)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本主义的研究映照出仍然有人以集体主义的视角看待“红色经典”。如张器友就肯定了“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在此理论前提下，“采取冷静、辩证的分析方法”，认为“‘17年文学’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红色经典”的一系列作品是遵从了“工农兵方向”主动脉的主导地位，是文学和人民政治的密切联系所取得的显著成就。[14] (P64-67)比这一看法更有历史眼光的是旷新年的观点。他认为“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既是对于五四文学的批判，同时又是五四文学的自然发展和历史延伸”[15] (P1-9)。对作为“左翼文学”的延续的“红色经典”持完全肯定的态度。
    (二)现代性的研究
    “红色经典”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问题是近几年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现代性这一概念在90年代中期被正式提出以来就出现了多重阐释。洪子诚早在1996年就提出“50-70年代的文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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