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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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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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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诞生和孕育的充满浪漫情怀的知识者所做出的选择，它与‘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应该说具有一种深层的延续性”。[16] (P60)白烨认为“红色经典”文学不是不存在现代性，只是被压抑了。[17] (P26-35)蔡世连认为文学现代性应是一个综合指标，它以具有内在联系的多种形态存在。“个性主义是一种被中国现代文化语境所压抑的现代性”存在于“红色经典”等“政治化文本的潜在层面。”[18] (P42)刘保昌认为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十七年文学’具备着顺应国家民族现代化大潮的世俗现代性，而其审美现代性则明显不足。”他所说的现代性与前述研究者所指称的有所不同，是‘现代性’历史时间意识，融会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观念，将时间划分为过去、现在、将来，要“融三相时间于当下丰满的生命。”“不断地淡化对此在在此的现在的表现力度。”不过他并不否认“红色经典”中有审美因素的存在。[19] (P85-87)蓝爱国则以更宏观的视野俯瞰现代性。他通过对十七年著名作品的重读，从“现代性”、“日常生活”“物质话语”三个理论试点的建构，对文本作文学史的宏观观照，不乏创新性。[20] 陈国和则从意识形态功能与小说的想象虚构，时代的史诗期待与读者世俗的审美倾向等方面论述了“红色经典”等革命历史小说的“史诗追求与反史诗颠覆”的内在悖论[21] (P5)宋剑华在总结主要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十七年文学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红色经典”是政治理性对于个体人性的全面取代，是“与人奋斗”的英雄神话，最可贵的是指出“红色经典”文本的“政治意义大于审美意义的根本原因是‘虚构历史’与‘虚构现实’的‘堂·吉珂德’式的主观战斗精神，在一种以政治信仰建筑起来的‘无敌之阵’中‘做着殊死的精神拼搏’”。这无疑是对“红色经典”文本的历史虚构性和人的缺失的强有力的批判。[22] (P133-139)杨厚均从民族国家想象的角度，从现代性的视角，在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上对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进行了再解读，试图获取对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现代性更为贴切的理解。[23] 结果也表明这一角度，成功而有效地启迪了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把握。
(三)叙事学的研究
进入90年代以来，对叙事学的研究不再限于叙事语法、叙事结构等静态研究，而是将叙事学置于文化背景中，做更广泛的研究。汪东发通过对“谱歌巷”“湾史变”的比较，发掘出成长叙事的基本叙事格局、叙事形态、叙述策略、叙述者及叙述话语特征的易位，从叙事美学的角度，总结出“同一个成长故事，三种不同的讲法，效果各不相同”。[24] (P90-95)这不仅为后来的研究开辟了叙事学的道路，而且为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资源。程文超从叙事角度分析“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叙事者，认为“革命叙事时期的长篇大部分都有一个隐藏叙述者，阶级才是革命叙事的真正叙事人，作家只是一个被抽空了‘我’的被叙述者”[25] (P38-43)。对“红色经典”文本作了历史的观照。程光炜从叙事习惯的排斥性和叙述态度的暧昧性入手分别对“三红”做了分析，以揭示其创作策略。[26] (P22-26)同时以“叙事规则”的确立过程，叙事倾向、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进一步论述了“红色经典”等文本是文学叙事与政治期待的结合。[27] (P140-146)不仅加强了对文学组织和生产的进一步控制，而且建立了对读者、观众的阅读和审美趣味引导系统。”[28] (P80-85)刘忠、李宗刚、董之林、易文翔、杜国景等则将叙事细化为“英雄叙事”、⑤“传统叙事方法的重现”但又杂糅“现代意味”[29] (P285-299)、革命叙事的“边缘话语”[30] (P59-61)、“创业叙事”[31] (P95-98)。余岱宗在研究“红色经典”的力作《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中，从美学和意识形态等多个角度，革命的审美趣味与新的文学观念的建制、反精英意识的英雄观、英雄的被虐叙述、“中间人物”、革命小资等多个方面，对“红色经典”进行了透辟的细化分析，将红色经典在主题层面上的书写方法，定位于“保持其意识形态的“纯正性”。他把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范分为感性和理性，他提出“革命快感”、“革命激情和革命痛感”，及其“卫生化”、“纯粹化”等概念。这些视角有利的启发了学者对“红色经典”研究的深入，也给“红色经典”的研究留下了深度空间。[32] 任现品结合民国小说传统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了“新中国的建立，确认了民国时代的基调与中心，并决定了当时作家书写民国时代的目的，而‘史传’、‘诗骚’的小说传统则为此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资源，十七年小说最终建立了一种与权威历史话语相辅相成的形象化历史图像，并借助超空间隐形叙述制造出历史客观化的阅读效果，从而使民国时代覆盖在革命的星空下。其中独特个人记忆的存留保证了小说的最低限度的审美意蕴。”[33] (P408)与此类似的还有李杨结合通俗小说分析《林海雪原》，认为《林海雪原》与“英雄、儿女、鬼神”三大元素构成的中国通俗小说的三大类型——“神魔小说”、“英雄(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存在内在联系，揭示这部作品与传统通俗小说在人物、类型、叙事结构、修辞方法以及艺术风格等等“形式的意识形态”层面更为内在的联系。[34] (P203-217)
另外，荣格的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学假设也被当代学人们用于对“红色经典”的研究。颜敏从对林道静的描写中所体现的作者隐含的自述中，“寻觅出从个体记忆转换成集体记忆的环节。”是“主流话语统摄了作者个体的生命记忆。”[35] (P21-28)刘忠认为“红色经典”文本的“集体主义始终是左右作家创作的主导的思想”，“是集体主义对个体意识的改造与消融。”[36] (P60-65)实际上，从叙事学的角度对“红色经典”文本作研究是实现文本细读到对文本深层把握的较好方式。
(四)审美研究
“审美标准”是“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打出的一面旗帜，以此来反拨以往文学史的政治评价标准。进入90年代对“红色经典”作家作品的重评也用了审美的标准。早在1994年田中阳指出“《创业史》和《红旗谱》被认为是体现‘民族风格’的典范”。而‘民族风格’主要表现为一种阶级风格。[37] (P84-89)陈涌认为《红旗谱》具有民族风格，“是深沉、宏大、质朴的。”[38] (P4-13)同样对“红色经典”的美学风格持肯定态度的还有陈美兰，她认为主要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十七年文学’……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呈现了中国文学古典化的素质，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并最终成熟”。[39] (P115-120)但这种观点的问题是，“红色经典”易陷入了古典主义的重理性、模式化、人物扁平的泥沼。程倩也对“红色经典”的美学风格予以肯定。[40] (P41-44)阎浩岗从文学性与文学价值角度进行学理上的剖析，对“红色经典”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认为“红色经典”关注个体生命的具体存在，具体、细致而生动地揭示人在不同情境下的心理活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生存状态，探索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具有文学性。[41] (P23-25)刘康认为，“红色经典”在全球化时代的再次兴起就有其历史必然性，显现了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的动态。“红色经典”中蕴含着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理想的坚守，其信念的执著以及英雄主义的悲壮和崇高也是人类和文学的基本诉求，在此意义上，只要文学活着，“红色经典”就不会被人遗忘。同时他提出了如何再造“红色经典”，发人深思。[42] (P38-52)刘玉凯认为，“红色经典”体现了时代精神。[43] (P20-21)对此周艳芬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对一个时代而言，崇高一统天下，毕竟过于单调了，一味拔高与称颂，必然使歌者嗓音嘶哑，乃至于走调变味，崇高发展到极端便必然走向它的反面——空洞、虚假”。[44] (P88-91)。叶世祥则从审美倾向的角度“试图在政治与审美的反复关系中更深入地认识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并准确把握中国现代审美主义问题的政治特性。”[45] (P43)这类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从美学的角度切入，对“红色经典”作品做整体观照，可谓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挑战。
(五)文化研究
源自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在80年代末进入中国以来，国内的文化研究逐渐升温，这一跨学科、并具有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的领域，为“红色经典”研究开拓了相对多元化的研究视角。李运抟指出小说创作与文化存在多重关系与复杂表现。并认为“红色经典”等是“大一统文化中的‘宣传小说’”。[46] (P93-99)朱晓进率先把“政治文化”概念引入“红色经典”的研究中。[47] (P42-46)侯洪、张斌进一步用加·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体系重新解读了“红色经典”文本的生成及其改变与传播。[48] (P79-82)程光炜对50至70年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的研究，从“‘五四’文学中理出其思想发展的线索，在三四十年代复杂的文化矛盾中发现它存在的根据”。[49] (P185-202)透辟地论述了中国农民选择现代化道路的艰难过程。丰富了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内容，使之更趋向真实、丰富、完整。王建刚则完全从文艺思想的角度研究“红色经典”的生成、传播与承传，他指出“红色经典”的创作是受单一性的政治文化对文艺学政治化的影响。”[50] (P59)陈思和更有创见地认为“红色经典”是“战争文化规范”的小说。[51] 并且他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指出“政治意识形态与民间的直接关系”来自“中国民间社会主体农民所固有的文化传统。”[52] (P122)文化研究集中关注文化与社会其他活动领域之间的联系，促成了文学与社会其他领域的文化互文，在很大程度上使文学及文学批评家们更具开放思维地涉及民族、种族、性别、历史、政治等领域，这在传统视阈内是难以触及的。
(六)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的研究
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当下，从文学生产机制、制度、报刊等角度进行研究，从宏观上对“红色经典”保持清晰和清醒的认识也是非常重要的。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机构等等因素，不是‘外在’于文学生产，而是文学生产的内在构成因素并制约着文学的内部结构和‘成规’的层面”，“红色经典”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一体化”的一部分。[2] (P188)熊文泉从“红色经典”的生成、改编分析探讨了“红色经典”艺术生产与改编的得失与意义，发现文艺生产中的三种调节系统：国家调控系统、艺术自律系统和市场调节系统。[53] (P69-72)从而进一步揭开了文学生产机制背后的隐秘面纱。黄伟林则从作家的角度入手对他们的“红色经历”、思想等方面做了深刻的分析。[54] 旷新年从文学生产的背景着手，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农村的体制问题。他认为柳青“深刻认识到农业合作化道路对改变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的重要意义，他的《创业史》以非凡的气势，精巧的构思，生动的人物形象回答了中国农村为什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杰出的典范作品。”[55] (P91-97)关于这类研究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是被忽略的，而实际上，文学生产机制、国家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作者的创作，并制约了文本的内部结构。文学生产机制与文学内部结构共同决定着文本的发展。田义贵从传播学角度对红色经典及其文化现象进行解读，用子弹理论/强大效果模式、有限效果模式和适度效果模式分析原文本及其衍生文本传播效度，开拓了研究方法的新领域。他将其传播分为三个阶段，认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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