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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翔凤，字于庭，一字虞廷，生于乾隆四十四（1779）年，卒于咸丰十（1860）年，江苏长洲（今吴县）人。母常州庄氏，为庄述祖之妹，翔凤尝随母归宁，因留常州，从舅父受业，遂得闻庄氏今文经学之家法绪论。述祖曾说：“刘甥可师，宋甥可友。”〔1〕刘即逢禄，宋即翔凤。比长，游段玉裁门，兼治东汉许郑之学。嘉庆五（1800）年，中举，历官泰州学正，旌德训导，湖南兴宁〔2〕、耒阳等县知县，咸丰九（1859）年，重赋鹿鸣。其著作主要有：《周易考异》二卷，《尚书略说》二卷，《大学古义说》二卷，《论语说义》十卷，《孟子赵注补正》六卷，《小尔雅训纂》六卷，《过庭录》十六卷，均收入《皇清经解续编》内，此外，尚有《四书释地辨证》二卷，《朴学斋文录》四卷，《香草词》二卷，《碧云庵词》二卷等多种。
宋翔凤是常州学派里地位仅次于刘逢禄的关键人物之一。他通过舅父庄述祖的传授，获知今文经学的要义，并加以发扬光大，对于龚自珍、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以春秋之义贯群书
宋翔凤对于今文经学的基本理论都有所论述。他高度评价了孔子在儒学上的巨大贡献，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这是因为，尧舜禹三代皆是得位之君，而孔子以“素王受命”，此实为生民以来所未有，而赵歧在注《孟子》时称此说为“大过”，自然是错误的说法了。〔3〕宋翔凤并将孔子看成为“集大成者”，他说：“孔子之谓集大成，以用其大智，变化随时，不拘一道，是能合三德以成孔子之圣。”〔4〕孔子之圣，表现于作《春秋》。宋翔凤以为《春秋》之中存在着许多“微言大义”，学者若欲求其义，“舍今文家未由也”。〔5〕只有今文经学里，才保存有孔子的“微言大义”，具体地说，这些“微言大义”是指：“《春秋》之作，备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轻重详略，远近亲疏，人事浃，王道备，拨乱反正，功成于麟，天下太平。”〔6〕这是说《春秋》一书通过对亲疏远近等事物记载的详略不同，表达出孔子对于治理乱世的态度和对于太平世的向往。这便是今文经学家所讲的“书法”，其中关键的内容为“五始三科九旨”之说。
所谓“五始”，指的是《公羊传》以为《春秋》第一句话“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包含有“五始”这样深刻的内容：“元年，为君之始；春，为岁之始；王，谓文王，为王之始；正月，月之始；公即位，为一国之始。”宋翔凤不仅在其著作里全文引录，而且将此誉为“天法”，他说：“《春秋》之义，天法也，其不随正朔而变，所谓天不变也。”〔7〕
对于“张三世”，宋翔凤说：“求张三世之法，于所传闻世见治起衰乱，录内略外；于所闻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于所见世见治太平，天下远近小大若一。”〔8〕这是转述何休的观点。
对于“通三统”，宋翔凤说：“三王迭用天地人之正，兼三王，谓通三统也。三王不必为夏殷周，而周公时，则夏殷周为三王。”〔9〕王者之后，本应称公，《春秋》一书，对夏殷二王之后却贬称为子，“下存周宋为二王后”〔10〕，表示出以《春秋》当新王的思想。
宋翔凤以为孔子的这些“微言大义”，不仅表露于《春秋》之中，而且还表露于其它典籍之中。《论语》为孔子弟子所述，虽非孔子亲撰，但却真实地反映出孔子的思想，“与子思述孔子之意作《中庸》无异”〔11〕，其中实寄托有孔子的“微言大义”，“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备于《论语》。”〔12〕宋翔凤对《论语》下过很大功夫，早在乾隆五十八（1793）年，便着手搜集郑玄之注，于嘉庆七（1802）年辑出初稿，后睹臧庸的辑本，“善其精审”，遂将原书“重加审定”，并注以己见，“引申其辞，更拓众说为之羽翼，至于源流分合，卷弟存亡之数，则别为《师法表》表著之。”〔13〕于嘉庆二十五（1820）年底，辑成《论语郑注》。此后，他并未放弃对《论语》的研究，又于道光二十（1840）年，撰成《论语说义》一卷，以公羊之义解说《论语》。宋翔凤认为《论语》在篇次的安排上，透露出孔子的“微言”，他说：“《论语》于《学而》之后，次《为政》之篇，著明堂法天之义，亦微言之末绝也。”〔14〕“《论语》显斥季氏而深没文公，是《春秋》之微言也。”〔15〕在他看来，《论语》二十篇之中，包含着“太平之治，素王之业。”〔16〕弥足珍贵。因此，“《论语》一书，皆圣人微言之所存，……吾故曰：仲尼没而微言未绝，七十子丧而大义未乖，盖其命意备于传记，千百世而不泯者，是固好学深思者之所任也。”〔17〕
宋翔凤以《公羊》之义解说《论语》，可能受到刘逢禄的影响。刘逢禄早于嘉庆十七（1812）年便撰成《论语述何》二卷，刘逢禄以为：“《论语》总六经之大义，阐《春秋》之微言。”郑玄等古文经学家以训诂名物的方式，并不能究明其中的大义，为此，他“追述何氏（休）《解诂》之义，参以董子（仲舒）之说”〔18〕，以公羊学说解释《论语》。不过，创始之人难为功。虽然刘逢禄的《论语述何》在卷帙内容上，远远不及宋翔凤的《论语说义》，但却对宋翔凤的思想有所影响。
不仅《论语》之中保存有孔子的“微言大义”，而且《尚书》、《易经》之中亦有保存。他说：“《尚书》者，述五帝三王五伯之事，蛮夷滑夏，王降为霸，君子病之。”孔子为了“戒后王，制蛮夷，式群侯”〔19〕，在写作《书序》时，“于诛纣则阙其文，于周公摄政则微其辞，以见圣人处变非常异谊也。”〔20〕因此，《尚书》之中保存有孔子的“微言大义”。
《易经》一书中含有丰富的历史变易思想，宋翔凤对《易经》有所研究，著成《周易考异》二卷，主要考证诸本文字的异同，和当时考据学者的研究，实无太大区别。他以为《易经》之中包含有孔子“太平之世”的理想，“明天道以通人事”，与《春秋》“纪人事以成天道”〔21〕相辅相成。《易经》“四德”，通于《春秋》“五始”，“《易》有四德，《春秋》有五始。”〔22〕《易经》与《春秋》之义相通。
今人以为《礼记·礼运》篇成书于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23〕宋翔凤认为《礼运》之中亦包含了孔子的“微言大义”，他说：“《礼运》为七十子所传之大义”，其中包含有“据鲁、亲周、故殷、绌夏之说”，“《礼运》一篇，皆发明志在《春秋》之义。”〔24〕《礼运》，“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以素王当之，亦继君子之号。”〔25〕宋翔凤对于《礼运》篇中所描绘的大同远景深信不疑，他称井田制度是先王所立“经常之法”，〔26〕他在详考历史上关于井田制的种种说法之后指出；井田一废，虽然“渺无遗规可见，而至今诵班固、何休之言者若恍亲三代之治。”〔27〕那种否定井田制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还要求君主选用贤人治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28〕使天下人民“各安其居，乐其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29〕这正是《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图案。
宋翔凤以《春秋》之义贯之《礼运》，对大同太平世的向往等，对于康有为的思想有所影响。康有为撰《礼运注》，将公羊三世说理论与《礼运》大同、小康之论结合起来，指出中国二千年来，皆为小康之世，目前已到了向大同世转化的关键时刻，“将纳大地生人于大同之域，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30〕要求清政府立即变法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致中国于“大同之域”；又撰《大同书》，宣扬大同理想。〔31〕尽管康有为所言的大同理想与宋翔凤所言的太平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二者之间似有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
宋翔凤不仅认为儒家典籍里贯穿着《春秋》大义，甚至于老子所著《道德经》亦与孔子之说相流通。他说：“老子之说，通乎《易》与《论语》。”〔32〕在他看来，老子著书，正是用来阐明黄帝自然之治，即《礼运》篇所谓“大道之行”，故其书先道德而后仁义；孔子六经，阐明的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代的政治，也就是《礼运》篇所说的“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孔子用六经“申明仁义礼知以救斯世”，因此，“黄老之学，与孔子之传，相为表里者也。”〔33〕
自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之后，今文经学的阵地不断扩大：庄述祖以公羊义说《夏小正》，刘逢禄不仅光大了《春秋公羊》学，而且以公羊之义说《论语》和《易经》；宋翔凤则以公羊之义解说群籍，将今文经学的阵地从原有的今文典籍上，扩大到《四书》、《礼运》，甚至老子之书。在宋翔凤看来，“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该；大义所著，非一端足竟。”〔34〕因此，各种典籍之中，都可能含有孔子的“微言大义”。龚自珍则以为五经之中皆贯串着孔子的三世理论，并著《五经大义终始论》及《答问》九篇，专门予以论述。〔35〕于此可见，随着今文经学的发展，今文经学家试图以《春秋》之义贯于群书的治学倾向。
二、对古文经的看法
宋翔凤以为古文经学著作大多为刘歆所窜乱或伪造，因此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孔子的思想。
先看《左传》。刘逢禄于嘉庆十七（1812）年著成《左氏春秋考证》，以为《左传》不传《春秋》，《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刘歆等人为了个人的目的，“多缘饰《左氏春秋》以售其伪”〔36〕，增删纂改《左氏春秋》的内容。东汉以后，人们“以讹传讹”，遂有《春秋左氏传》的名称。为恢复其本来面目，刘逢禄主张“尽刊去刘歆所私改之经文，与所增窜之书法凡例，庶几以《春秋》还之《春秋》，以《左氏》还之《左氏》，离之两美，俾攻左者，不得摘为口实。”〔37〕刘逢禄还将他的这个发明告诉了表弟宋翔凤，向他说：“《春秋》非记事之书，不必待左氏而明，左氏为战国时人，故其书终三家分晋，而续经乃刘歆妄作也。”宋翔凤乍听之下，颇为疑惑，问道：“子信公羊而以左氏、谷梁为失经意，岂二氏之书开口便错？”刘逢禄便向他指出隐公元年《左传》所记“惠公元妃孟子”这篇文字，不是《左传》原文，而是刘歆伪造比附公羊家的言论，核之于《谷梁传》及《史记·鲁世家》，果然。宋翔凤乃大服，称赞道：“子不惟善治公羊，可以为左氏功臣，自何劭公、许叔重，且未发其疑也。”〔38〕
宋翔凤显然采纳了表兄关于《左传》的观点，他说：“《左氏》所载，存史之文，非《春秋》之正义也。”〔39〕又说：“《左氏》不传《春秋》，其云春正月、夏四月，以《史记》引《左氏》校之，往往无春夏字，知刘歆以传合经，始依经文加之，实违《春秋》之义。”〔40〕这是说刘歆增添四时之文于《左传》。这也是刘逢禄的观点，刘逢禄以为庄公二十六年之文，实为刘歆采左氏之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时”，以此来比符经文。〔41〕《左传》以为隐公二年所记之夫人子氏为仲子，又“傅会尹氏卒为君氏，而以为声子。”这和《公羊传》的记载亦不相同，宋翔凤以为这是“刘歆之徒，欲尊左氏，遂窜其文，与公羊立异。”其实“《左氏》但存史文，故阙褒刺之义。凡论义例，当用公羊。”〔42〕这样是不是就完全否定了《左传》的地位呢并不是如此。宋翔凤以为《左传》之中虽然没有《春秋》之正义，但却保存了史文，依然可称为“良史”，他说：《左传》“宜为良史，终不可废，但当辨其古字古言而芟夷其窜乱，固在好学深思之人矣。”〔43〕
宋翔凤对《左传》没有专门著作，他的上述观点只是沿袭刘逢禄的意见，但他不像刘逢禄那样具体指明《左传》中“书法”“凡例”皆为刘歆伪造，而只是从总体上指出《左传》之中有后人增窜的内容，比起刘逢禄，宋翔凤的观点要温和了许多。〔44〕 《周礼》的真伪问题，是今古文经学家争论的又一焦点。由于古籍对于《周礼》如何出现于西汉以及如何传授于东汉等问题，所言各不相同，学术界[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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