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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有人怀疑其为伪书。马融在叙《周礼》时便说：“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何休称其为“六国阴谋之书”，临硕作十论七难，称汉武帝知《周官》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因此，汉朝的学者便甚恶《周礼》。〔45〕宋翔凤认为《周礼》可能是战国诸人所造，他说：“《周礼》之传，无所师承，或者战国诸人刓周公之制作，去其籍而易其文，合其毁坏并兼之术，故何君（休）讥为战国阴谋之书。”然而马融、郑玄二人因笃信古文经，“就《周礼》转诂他经，几使孔孟之所传，分为两家之异学，积疑未明，大义斯蔽，后之儒者，不可不辨也。”〔46〕他还以《孟子》、《王制》等书的记载，证明此论，他说：“按《王制》，汉文帝时作，时《周礼》未出，所谓古者，指《春秋》以前也。周公成文武之德，时《周礼》未出，不当改治岐之政，以此益见《周礼》为战国阴谋之书。孟子欲变战国之法，故与《周礼》异。”〔47〕
古文《尚书》自阎若璩著成《古文尚书疏证》之后，伪书之论已成铁案。丁晏又作《尚书余论》，列举十九项证据，企图证明作伪者为王肃，当时不少人都相信丁氏之说。刘逢禄在认真研究汉朝今文《尚书》学者的言论之后，坚持认为古文《尚书》出于刘歆伪造，〔48〕宋翔凤亦是如此，他从《尚书》经文及《书序》中将周公称为周公，将王称为王这种用词上，发现了作伪的证据，认为这是“刘歆实乱之也”，“歆假饰《书》以傅会王莽，而郑君（玄）说《书》于武王、周公之事多惑于刘歆而又参以己见，不如太史公得古文旧说为可信也。”〔49〕他又引用庄述祖的观点，认为《尚书·嘉禾》篇所言“假王”，实际上是“格王”的意思，“古文假、格通”，即谏王的意思，“而佞邪傅会，乃谓周公假王者之号，是所云十六篇，皆歆等以意属读，非复古文旧书，宜博士不肯置对矣。”〔50〕按，刘歆曾为设立古文《尚书》博士之事写信责备太常博士们“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51〕史书没有记载太常博士们的答辞，在宋翔凤看来，这是因为太常博士们觉得刘歆之言，不值得反驳。可宋翔凤却不能忍受刘歆的指责，作《拟汉博士答刘歆书》，反对包括古文《尚书》在内的古文经学。
宋翔凤还怀疑刘歆《三统术》所记周朝年代的正确性。他指出：刘歆自云作《三统术》“据鲁公伯禽以下为纪”，可《史记·鲁世家》并无伯禽年数，则此必为刘歆“所臆度”；《三统术》引《鲁世家》考公以下的年代数，多不与《史记》合，因此，后汉就有人批评刘歆“横断年数，损夏益周，考之表纪，差谬数百。”〔52〕由此可见：“《三统术》之年数，皆附会损益以迁就其术，汉人已言之，不足凭也。”〔53〕他对于江永不信《三统术》的思想极其钦配，“马（肃）、郑（玄）诸儒已受其惑，江君（永）不信，真卓识也。”〔54〕
作为今文经学家的宋翔凤，承袭今文经学家的观点，怀疑古文经为刘歆所窜乱，并连带怀疑到刘歆所著《三统术》之上，这和刘逢禄对古文经的否定一起，形成了一股疑古之风，对于此后疑古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前趋先导的作用。
三、宋翔凤的治经特点
宋翔凤治经，既讲“微言大义”，又通训诂名物，这就使得他在治经风格上，表现出不同于他人的特点，兹分述于下。
第一，朴学奇材。龚自珍早在嘉庆二十四（1819）年初识宋翔凤之时，便推许他为“奇材朴学”，二十年后，当龚自珍由京诚返回杭州，途经宋翔凤的家乡长洲时，他又想到了往日之事，遂写下一首《己亥杂诗》：“玉立长身宋广文，长洲重到忽思君。遥怜屈贾英灵地，朴学奇材张一军。”〔55〕龚自珍的这个评语，准确地道出了宋翔凤的治经特点。宋翔凤曾对文字训诂著作《小尔雅》作过专门研究，他觉得是书尽管因采自于伪书《孔丛子》而多有窜乱，但毕竟它是“《尔雅》之流别，经学之余裔”，成书又早于郑玄注经年代，其中还保存有不少汉人的训诂，而“余少识故训，略求津逮，见此书之传独遭厚诬”，〔56〕遂于嘉庆十二（1807）年著成《小尔雅训纂》六卷，梁启超称此书为“走偏锋而能成家”的著作。〔57〕
张之洞曾经说过：“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58〕这是因为小学为经学研究的基础，若不明训诂，不通文义，自然很难在经学的研究上有所贡献。宋翔凤既于小学著有《小尔雅训纂》，复从小学进入经学，在经学的研究上，亦取得一定的成绩，张之洞因将他列入“笃守汉人家法，实事求是，义据通深”的汉学专门经学家之列。〔59〕宋翔凤治经，常用训诂考证等朴学家的治经方法，如在《周易》“天命不佑”“佑”字的解释上，他引《说文解字》：“‘右，手口相助也，从又从口。’则‘右’是正字，马、郑古文皆当作‘右’。”〔60〕所论颇当。宋翔凤晚年将平生数十年来的读书札记汇刻为《过庭录》十六卷，书中考证了经史子以及诗文共三十多种六百余条，其中不乏创见，多发前人之所未发。他的这种治学方法与态度，正是朴学家的风格。宋氏本人亦以朴学自勉，这从他为自己书斋命名为“朴学斋”上可见一斑。
如果宋翔凤只是一位朴学家，龚自珍也就不会称他为朴学“奇”材了。宋翔凤的“奇”就“奇”在他与一般朴学家不同：一般的朴学家只知道字词训诂，哪管什么“微言大义”！宋翔凤却因受庄述祖的影响，治学时一方面重训诂名物，另一方面又讲“微言大义”，表现出寓义法于朴学研究之中的特点，这位“朴学奇材”，奇就奇在这里！前文所述他对《春秋》大义的阐释，便主要是从他的朴学著作里归纳出来的。《论语·子罕》篇：“子罕言利与命与仁”，通行的解释多将“罕”作为副词看待，释为“少也”，表示动作的频率，〔61〕宋翔凤却将这句话读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然后对此加以解释道：“罕者，希也，微也。罕言者，犹微言也。”故“此篇之文，皆以说圣人微言之故也。”〔62〕以“罕言”为孔子“微言”，这种训诂方法不仅使古文经学家觉得有些傅会，就连今文经学家也会觉得有些“奇”特，宋翔凤就是这样以朴学的方法研究今文经学，这在当时，确是独树一帜。
第二，宋翔凤治经常有穿凿附会之处。上文所说他以“罕言”为“微言”，便反映出宋翔凤的这个缺点。对于《论语·阳货》篇“予欲无言”，宋翔凤亦将“无言”附会为“微言”，他说：“无言者，微言也。”“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即无言之谓也。”而“性与天道”又保存在《易经》和《春秋》之中，若欲求孔子之“微言”，就必须研究它们。宋翔凤以“无言”、“罕言”为“微言”，实在有些穿凿附会。又如，他以为许慎作《说文解字》，其中包含有正名之义，归藏之说：“文字造而归藏出，汉许慎得正名之传，为《说文解字》，始一终亥。一者，道生一也。道有常道，必继之以正名，而名有常名。一生二，二生三，而指事之法具在；三生万物，而像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之法不穷。谓之六书，皆不可变之名也。其终亥之义，则归藏之说也。”〔63〕《说文解字》共收字9353个，分为540部，按部排列，集东汉以前文字学研究之大成，宋翔凤却牵强附会地以为其中体现出“微言大义”，自然难以宁人信服。在《尚书》的研究中，宋翔凤因受庄述祖的影响，认为《书序》“立武庚以箕子归”中应以“立武庚以”为句，“以”当作“祀”；〔64〕“周公摄政”中“摄即相义”，“摄政”指的是“相成王”；〔65〕“康王命作册，当作康王命作丰刑。”〔66〕如此等等，皆是为求新颖而不惜穿凿附会的显证。宋翔凤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穿凿附会，主要是受朴学方法的局限。朴学只适宜于研究古文经，对于今文经，实难发挥其作用。若不顾这个限制，硬要以朴学的方法谈论“微言大义”，便难免会有牵强附会之处。
对于宋翔凤善于傅会的缺点，前人曾有批评。章炳麟说：“长洲宋翔凤，最善傅会，牵引饰说，或采翼奉诸家，而杂以谶纬神秘之辞。”〔67〕按宋翔凤虽善附会，但似乎并不相信谶纬之说。据《四库总目提要》的说法：“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68〕宋翔凤反对神仙不死之类迷信说法，将其称为“邪议”，他说：“丁公为不死之说，此与李少君辈无异，而西京百余年，郊祀、明堂之礼，无不废坏于邪议。”他并援引《梁书》有关言论，批评梁松“必欲依纬说”，导致以巡守为封禅的古礼湮没无闻，他认为“纬书之曲说，非正经之通义。”〔69〕因此，纬书的记载不尽可靠。他肯定许慎在《说文解字》里采纳纬书的观点时，能加以合理的去取。他说：“许君时以纬候为秘书，……但纬书多近鄙别字，如易从日下月，亦近鄙之流。故许氏取其说，而不载从日从月之字，知非古文也。”〔70〕综观宋翔凤的著作，还没有看到他神化孔子，诡为隐语，预示当前及未来吉凶祸福的文字。章炳麟是古文经学家，对于宋翔凤采纳今文经学的观点往往不能接受，遂斥之为谶纬迷信，对此不可不察。
第三，宋翔凤治经不专主今文，常混淆汉宋。他虽然是今文经学家，但却并不拒绝古文经学，在学术研究之中，时常采用古文经学的观点。周武王何时去世问题，今古文经学家有不同说法。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采用古文经学家的观点，认为“武王崩年，亦六十内外耳。”刘歆据二《戴记》，称文王十五岁而生武王，即位九年而崩，崩后四年武王克殷，克殷之时，年已八十六矣，再过七年之后方去世。《礼运》、《文王世子》采纳今文经学家的说法，认为“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宋翔凤却不采纳今文经学家的说法，而是采用古文经学家的说法，认为“案之事理，（今文家说）多有龃龉，不如古文家之为当也。”〔71〕又如关于太姒去世年龄，据今文经学家的说法，太姒去世时“当已百余岁”；而据古文，则年五十耳，“揆之事理，古文说是。”〔72〕
宋翔凤对于今古文经的许多矛盾说法，不是一边倒地接受或拒绝，而是“揆之事理”地进行分析，择善而从。“古今文家说者各异，在读书者折其衷矣。”〔73〕不仅对于今古文的矛盾说法如此，对于古代的其它著作亦应如此。在他看来，《史记》因博采众书而成，其中往往有矛盾之处，“势难齐一”；周秦百家之言，多托之于孔子，互相矛盾之处更多，“后之学者，亦但求其当于理而已。”〔74〕对于矛盾的说法，认真地考察一下，看看它们是否与“理”相合，合则取之，否则弃之。我们从宋翔凤的著作里，经常可以看到他用这种方法去取史料：“以情事推之，昭然可见。”〔75〕“理是而文恐非”〔76〕，这些言论，都表明了宋翔凤的治经特点。
宋翔凤治经，混淆汉宋。中国学术史上，本无所谓“汉学”、“宋学”之分。汉学家以为宋明道学家所讲的经学中混有佛老的见解，故欲知孔孟之道，就必须求之于汉人之经说。他们以宋明人所讲经学为宋学，以别于自己所讲之汉学。清代康熙年间，毛奇龄治经，力辟宋人旧说，表彰汉儒经说，始揭汉学、宋学之名。此后，汉宋之间争论不休，形同水火。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宋翔凤，却混淆汉宋。在他看来，自孔孟以后，西汉有董仲舒，宋朝有程朱等人，可称为儒学大家。他并肯定程朱等人所讲的性命义理之学有益于实用，“最为学问入门要路”。后来的学者只要掌握此论，便可“不流于释氏”。至于朱熹所阐发的《大学》之道，“合之《中庸》、《孟子》之义，无不合。……朱子之学，自足继往开来，非他儒所能及。”〔77〕宋翔凤充分肯定程朱理学对于儒学的巨大贡献，这对于一位汉学家来说，实属难得。 宋翔凤治经不同于时人：他虽是常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治学以今文经学为主，但他又像当时的一些考据学者一样，从《说文解字》、《小尔雅》等字词训诂的研究入手，企图将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寓于朴学研究之中，因此龚自珍称赞他为“朴学奇材”。但是由于朴学不便于发挥“微言大义”，致使其在治经时常有穿凿附会。不过他的这种附会，尚没有陷入谶纬神学的泥淖之中。另外，宋翔凤治经，不专主今文，常混淆汉宋，有分析，有批判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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