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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2]这不过是附会汉儒“孔圣人修《春秋经》”的神话而杜撰，故连后代的经学家们也不敢相信，如皮锡瑞就指出：“左氏于叙事中搀入书法，或首尾横决，文理难通。如《郑伯克段于鄢》传文，‘太叔出奔共’，下接‘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至‘不言出奔，难之也’云云，乃曰‘遂置姜氏于城颍’，文理鹘突。若删去‘书曰’十句，但云‘太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
城颍’，则一气相承矣。其他‘书曰’‘君子曰’，亦多类此，为后人搀入无疑也。”[3] 左氏插写解经语，一方面是为解释经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构建《左氏春秋》依经立传而编年的
注：
[1]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春秋三传论》[M]，香港九龙：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版P60、
[2]杜预《春秋序》，引自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3]、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54版。
完整体例。如庄公三十二年中，就有元年、二年、三年、五年、七年、二十九年、三十一等七年的传文全由简单的解经语组成，而无任何“行事”的记载。其中庄公二年传，全文仅寥寥数字：“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本年的《经》书：“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如把解经语删去，则《左氏春秋》的编年体例便不复存在。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左传》为何有这么多强行插入的解经语。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进一步证明“重行事”的孔子《春秋》原本不按编年来写，并且也不为解《经》而作。这正是造成《左传》与《春秋经》之间若即若离，存在经有传无、经无传有等不相吻合现象的主要原因。
左氏所书解经语，内容广泛。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解释《经》文书法：
“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宣公四年）。（案《春秋经》宣公二年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赵盾既未弑君，亦无任何罪，孔子还赞为“良大夫”，何以书名？可见是左氏不合实际的臆说。）
（二）补充说明经文所书史事及其背景、因果等。如：
“‘齐侯侵我西鄙’（《经》：“齐侯侵我西鄙”），谓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讨其来朝也。（《经》：“遂伐曹，入其郛。”）”（文公十五年）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桓公十二年，《经》：“夏，六月壬寅，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三）、补充说明《经》文所及之礼制。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以上引《经》文），非礼也。‘犹三望’（《经》文），亦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僖公三十一年）
（四）、插入评论：
“穆伯如齐（《经》：“公孙敖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文公元年）
总的说来，左氏所加解经语不仅造成了全书明显的割裂之痕，破坏了叙事的连贯性，而且，大都有主观臆断之弊。虽被杜预捧为“周公遗法”、圣人“大义”所在，但唐宋后大受诟病，正源于此。
“凡例”之三：“肢解”孔子《春秋》，按照《经》之记事为序，重新排列史料。
《左传》的同一年之文中，还有为依经立文而肢解史事，重新排列，而导致前后不连贯者。
试举一例：（文公十四年）
【经】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晋。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帅师伐邾。夏五月乙亥，齐
侯潘卒。六月，公会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至自会。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宋子哀来奔。冬，单伯如齐。齐人执单伯。齐人执子叔姬。
【传】十四年春，顷王崩。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惩不敬也。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吊焉，不敬。邾人来讨，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子叔姬妃齐昭公，生舍。叔姬无宠，舍无威。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邾文公元妃齐姜生定公，二妃晋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晋。
六月，同盟于新城，从于楚者服，且谋邾也。
秋，七月乙卯夜，齐商人弑舍，而让元。元曰：‘尔求之久矣。我能事尔，尔不可使多蓄憾。将免我乎？尔为之！”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
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邾人辞曰：‘齐出貜且长。’宣子曰：‘辞顺而弗从，不祥。’乃还。
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王叛王孙苏，而使尹氏与聃启讼周公于晋。赵宣子平王室而复之。……” 不难看出，上文中“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本当紧承“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齐商人弑舍”亦应连在“昭公卒，舍即位”之后；“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则应紧承“邾人立定公”，但皆因编者要依经立文而被各各截开，并分别插人解经文字“邾人来讨，伐我南鄙”、“六月，同盟于新城”、“有星孛入于北斗”等。经左氏的宰割，有许多叙事便不可避免地显得四分五裂，零乱不堪。
又如：
僖公十九年《经》：“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执藤子婴齐。夏，六月，宋公、曹人、邾子盟于曹南。鄫子会盟于邾。已酉，邾人执鄫子，用之。秋，宋人围曹。卫人伐邢。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梁亡。”
《左传》：“春，遂城而居之。宋人执藤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秋，卫人伐邢……
冬，盟于齐，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案：“春，遂城而居之”本与上年传‘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连为一传，而“初，梁伯好土功……民惧而溃，秦遂取梁。”则紧承其后。推测孔子《春秋》原文当为：“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很显然，这本是十分连贯的一段记事。左氏为什么将其割裂开呢？原来本年《经》末有“梁亡”之文，左氏为依经立文而将其割置于文末，并在前面插上了解经语：“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以致前后重复，头绪零乱。
由此可见，在割裂孔子《春秋》而分年的基础上，为依经立文而重新排列史料，这是左氏“具论其语”的又一重要改造途径，姑称之为“凡例”之三。
“凡例”之四：插入解《传》语。
左氏除了对《春秋经》进行解释以外，还对孔子《春秋》的叙事文字也进行评论或补充说明，用前人的话来说，就是加上“解传语”。
如隐公元年书：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 其“公弗临，故不书”“ 不见公，亦不书”，皆承传而发。不过，其目的却为解经。经生迂儒往往吹嘘其为“《春秋》大义”所在的，但实际上多为谬说。
《左传》中还有一部分游离于叙事之外的“君子”的评论，情况较复杂。其中有些属于解经语，疑出自左氏。如桓公二年：“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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