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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督惧，遂弑殇公。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据《左传》桓公元年的记载：“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事实应是先有好色之心“而后动于恶”。至于“先书弑君”，只是因为君比臣地位更重要而已。所以这段解经语，只能看作左氏的主观臆测。
但有的“君子曰”直接由史料改造而来。如文公二年关于“跻僖公，逆祀”的一段“君子曰”，在原史料中是“有司”之语（见《国语·鲁语》），有的学者指出：“这种体裁是先秦史家所共有”[1]。既然“君子曰”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那么孔子写《春秋》时，为了更好地“窃义”，借用“君子曰”的评论来突出表现他的政治观念是完全可能，并且是必要的。郑良树也认为“君子曰”“非后人附益”。 [2]对孔子作《春秋》推崇备至、并且以之为典范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妨照了这种形式，只是把“君子曰”改成了“太史公曰”，很可能是在有意识地学习和模仿孔子的写作方法。
其五、左氏对孔子言行的插笔和后人续笔。
除了以上所述，在《左传》中，还有如“仲尼曰”“孔子曰”之类的议论。
如：“是会（指践土之盟）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
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是孔子解释《春秋经》的话。它与前文并不衔接，分明是左氏为释《经》而插入。还有少量的“孔子曰”大约出自门人后学。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兹将全书的“君子曰”“仲尼曰”“孔子曰”出现的情况列表统计于下：
“君子曰”（包括“君子谓”“君子以为”等）“仲尼曰”（包括“仲尼闻之曰”等）“孔子曰”（包括“孔子闻之曰”）
隐公（1——11年）11则
桓公（1——18年）4则
庄公（1——32年）6则
僖公（1——33年）9则1则
文公（1——18年）8则1则
宣公（1——18年）5则2则
成公（1——18年）8则2则
襄公（1——31年）23则3则
昭公（1——32年）11则12则
定公（1——15年）2则2则
哀公（1——27年）1则4则3则
合计78则25则5则
从上表可以看出，“君子曰”出现得最多，且主要出现于昭公以前。定、哀之后“君子曰”突然减少；相反，“孔子曰”则出现增多的趋势，这个变化，是耐人寻味的——定哀以后，对孔子及其门徒的记载较多，且文辞乏采，结构松散。笔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前者出自孔子，而后者出自孔门后学之笔。这也是造成《左传》一直延续到孔子死后，写到了鲁哀公二十七年乃至战国初的原因。
《左传》中有部分叙事，特别是襄、昭之后，有出自左氏或后人增补之笔，它们拖沓松弛，而且有的甚至明显违背了叙事逻辑，露出了狗尾续貂的“马脚”。如：鲁昭公七年，记孟僖子
注：
[1]杨向奎《古文经学中的〈左传〉与周礼》，见其《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乙编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 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论〈左传〉“君子曰”非后人所附益》，中华书局，1982年。
病不能相礼，“及其将死也，召大夫曰：‘……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案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岁，孟僖子岂能预见孔子成圣人？更何况，说与何忌当时尚未出生。把十几年后发生的，两个尚未出生的孩子的事预先插在这里，便显得十分悖理。所以，这一段文字只能是出自左氏或后学所为。
《左传》哀公以后有关孔子门徒的记载，拖沓乏味。如哀公十二年：“语及卫故，……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仇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仇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仇，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子贡的话，不仅罗嗦，而且以取“霸”为标的，这与孔子的思想大相径庭。风格亦有别于全书主体的洗炼精警，疑出于后学。
吕祖谦说《左传》“记管晏之事，则尽精神，才说圣人事，便无气象。”[注]其因正在于出自不同作者，前者出自孔子，后者出自凡庸之笔。识见有高下，文笔有优劣，相去甚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左传》的主体特别是“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的史实出自孔子《春秋》，它本是“重行事”的纪事本末体。左丘明的“具论其语”，就是在存《孔春秋》之“真”（忠实保存原文）的前提下，依《经》立文，而形成了今天所见的编年体的《左传》。
[注]：
吕祖谦《春秋左氏传续说》，十二卷卷首《纲领》，清刻本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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