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些“鬼”文化观念和表现技巧通过或隐或现的方式流入现代文学的经脉里。具体来说，古代作家的“鬼”观念、作品隐含的“鬼”母题以及“鬼”文学的审美经验等都对现代文学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探讨中国古代文学“鬼”文化之要素及其流变，为现代文学民俗资源的追溯提供了一个理论背景和经验参照。
【关键词】 鬼”文学/“鬼”文化/现代演进
鬼文化是由于人的死亡、丧葬、招魂、祭祀等衍化出来的一种虚幻的文化现象。鬼魂观念来自人对自身生理现象以及周围世界的一种误识和原始思维经验。〔1〕 就以鬼文学来说，以鬼为题材的作品几乎遍及各种文体，如神话、诗歌、小说、戏剧等。鬼魂荒诞的行为是人们非常想象力的一种创造，本质上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些欲望和要求。
一、古代作家的“鬼”文化观念
“如果我们现在真的不再相信鬼魂，如果没有这种迷信必然会阻碍迷惑，如果没有迷惑我们便不可能产生同情心……”〔2〕 至于古代的文学家而言，他们大多总是极聪明地为自己虚构各色灵怪故事寻找根据，他们几乎都主张，对鬼神之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发明神道之不诬”，〔3〕 与一般的统治者、读书人一样，东晋的干宝的理性觉醒是有限度的，仍然受民间鬼神信仰的制约。他在《搜神记》中所记鬼神却忠实于民俗信仰，多数的鬼是逗留人间或者寄居阴府墓穴的。不论是从创作动机看，还是从理性认识看，干宝都认为鬼神乃实有。唐前的人“阴阳殊途”、“幽明道隔”的观念十分盛行，神仙思想、道教思想、佛教思想以及巫鬼思想共处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中，人们对鬼怪世界充满了神秘感和恐惧感。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六朝一脉而下的“冥报小说”的存在解决了人生活和观念中的困惑。“盖当时以为幽明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4〕 正由于作家们遵循了依闻实录的原则，因而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在收录了许多虚妄怪诞之事的同时，也保存了大量远古和当世民俗中的一些巫鬼现象。〔5〕 唐代及唐前志怪中，鬼题材占着极大比重。人们对鬼魂的崇拜，是建立在迷信这些鬼的作用上，是人们将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寄托在对鬼的幻想中，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现世矛盾与痛苦，这之中也凝聚了人们对死亡及本身的思考。
社会的转变，导致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和性爱的张扬。唐传奇中的霍小玉、话本中的李慧娘、元杂剧中的窦娥等，都以非常的形式证明自我的存在，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意志及自我觉醒、自我保护意识。尽管作家有对鬼神的怀疑和批判，并不能说明他就超越了鬼神观念，恰恰相反，鬼神观念是萦绕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世上许多悲剧的发生确实让他们有过怀疑，但他们还是希望鬼神来管一管世上的不平之事，于是他们让窦娥的鬼魂伸了冤、桂英的鬼魂报了仇、让负义忘恩的人遭到雷击。以汤显祖的话来说：《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的冥婚与她的还魂应和了“阴阳配合的正理”。
在整体上，以前的鬼小说把鬼想象得太恐怖，直至《聊斋志异》才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虽然蒲松龄一生遭遇不幸，用笔来倾诉自己的“孤愤”，也安慰自己久涸的心灵：“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聊斋自志》)然而，“鬼”国俨然成了作者的“理想”国。“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6〕 他在幻想的世界中所营造的温馨的“情”的世界，那一个个美丽多情、向穷书生投怀送抱的女狐女鬼，对于常年在外，深感孤独寂寞的蒲松龄，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的自我安慰，一种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象征性肯定。
继之，《阅微草堂笔记》里的谈狐说鬼、劝善惩恶之笔，冷峻忠实地反映出了明清之际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矛盾，对当时统治阶层的种种罪恶和社会生活中的丑行恶习，在客观的记叙中给予了尖锐的讽刺和揭露。鲁迅曾极为中肯地评价说：“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形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卓见”。〔7〕
无可否认，传统中的鬼有不少是与丑恶、恐怖联系在一起的。然而，魏晋六朝以来的鬼文学作品中，这些寄居于古墓荒村之中的女鬼，却常常被赋予了美丽的外表和美好的心灵，这说明人们是按照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情感来理解的，是对女鬼进行超现实人化艺术加工的结果。尤其孤独、潦倒的男主人公与鬼女的结合，寒士美女与白日梦幻反映了传统文化中男女结合的哲学思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格完善的理性原则。
《搜神记》中的婚恋小说虽以神鬼妖为外衣，但绝少恋爱双方都是非人类的描写，干宝真正关心的还是人的生活、命运和人的感情世界，鬼女、妖女身上体现着作者的感受也承载了古人的美好愿望。后来礼教的压迫在相当程度上也使女子走向“贞”“烈”的病态趋向，男子渴望女性体现出未经礼教摧残和扭曲的自然天性，尤其是在性和情感上的主动和奔放。〔8〕 鬼神没有世俗中人的虚伪的面具，所作所为皆出于本心。对生长于深闺之中的封建时代的女子而言，爱情是最难得最宝贵的，对爱情的渴望与执着往往使他们不避死亡的威胁。人鬼婚恋故事中纵情淫荡女鬼成了男性性爱幻想的载体。
现实的不幸让作者拿起笔来，沉浸于那个远离人类喧嚣的神奇怪异的世界使他那愤愤不平的灵魂得到暂时的解脱。《何典·序》里说得非常明白：“无中生有，萃来海外奇谈；忙里偷闲，架就空中楼阁。全凭插科打诨，用不着子曰《诗》云；讵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不过逢场作戏，随口喷蛆；何妨见景生情，凭空捣鬼。”〔9〕“文章自古无凭据，花样重新做出来。拾得篮中就是菜，得开怀处且开怀。”〔10〕
特别是在大兴文字狱、思想钳制严重的清代社会，许多正义的知识分子为免遭当权者的迫害不得不借鬼界以讽人世。他们常常采取迂回影射的手法创作鬼幻类小说来针砭时弊，揭露世相，抒发心中的郁闷，如刘璋的《斩鬼传》、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张南庄的《何典》，显得别开生面。
清人小说中作者常常以地狱、阎罗等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鬼怪具有了伦理道德，自然与人别无二致，正如蒲松龄《问心集序》中所说：“故朱子以诚意为人鬼关……此心(指忠恕仁孝之心)一动，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鬼也”。〔11〕《聊斋》的成功所在，不在于写了鬼，而是他能通过对鬼的描写，多理想的寄托，体现着作者一片救世的苦口婆心。而袁枚的《子不语》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则依据佛家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轮回报应〔12〕，皈依我佛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向世人展现阴曹地府，使作者的道德理想得到了宣扬。借神鬼之威以惩治世道人心，更具有深入人世、震慑人心的救世宣传效果。在“不乖风教”〔13〕、“有益于劝惩”〔14〕 的写作思想指导下，纪昀借助鬼神，杂取佛儒，“以神道设教”，写了不少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因果报应的故事。而《子不语》却更多现实的抒写，反映了作者对人世的冷眼观察。
“故就中国古义言，人生实非有灵魂不朽，只是其人德性之不朽。中国古人，乃指其人之德性之能妙极其功用而称之为神灵也。”〔15〕 认识水平的低劣和教化的服务目的促使信仰威吓成为一种规范制约力量，亦成为一种社会的根本需要。所谓：“生生死死，皆命也。智之所无奈何。……天地不能犯，圣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16〕。虽然其功用只在精神、心理上对人的行为进行威慑，但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秩序也能起到一定的制约规范作用。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一本正经地记录“鬼”事，态度很严肃，因为信以为真。后来就不一定了，比如苏东坡、蒲松龄等就“姑妄言之姑听之”。中国文学中写鬼的作品，越是到后来，越是以鬼事写人事，反映人间生活而采取了超自然的非人间的形式。〔17〕 人话可以鬼说，鬼话可以淋漓尽致。即使现代社会，人类仍感到孤独，充满困惑、迷惘和焦灼，仍有危机感和恐惧感，鬼文化和鬼文学存在的心理基础依然存在。中国作家对鬼怪世界的青睐，是因为人们幻想中的神鬼天地折射了他们内心许多难以明言的思想和理想。
二、古代文学的“鬼”母题
古代文学中有关鬼文化母题(原型)异常丰富，这里只讨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绵延相关的几个类型。
1、“人鬼恋”(冥婚)
人鬼并存的观念，垂数千年而不绝。人鬼相恋故事的产生与活跃于特定历史时期，也不再荒唐而是自然的事情。人鬼相恋故事中，鬼多是女性，其原型多来自街谈巷议和民间传说。形成一种别致而有趣的爱情模式：男主人公多是一介寒士，而鬼女则往往是贵族豪门甚至帝王诸侯之后。一旦结合的美梦破灭，他们总是东寻西觅，不惜生命寻觅鬼妻；或者总是女鬼主动下嫁。男性文人的平生夙愿，终于通过这种幽婚冥娶的途径，遂了心愿。文学作品中的这种超现实描写，正是文人的一种白日梦幻，得到一种象征性的满足与心理的平衡。
第一篇“人鬼恋”的冥婚故事出现于曹丕的《列异传》中。《谈生》讲述陌生少女与一介寒士谈生情好如夫妇，女与谈生相约，三年之内不以灯烛照女体。两年后谈生违言偷照，见女体腰上已如生人而腰下仍是枯骨。这一照斩断了人鬼机缘，数年后才找出了鬼妻(死去的睢阳王之女)的原身。这个故事打破门第观念，人鬼结为美眷，悲剧结尾，凄楚动人，是后世“人鬼恋”的一种典型情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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