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题】访谈录

【正 文】 杜维运先生，1928年出生于山东省嘉祥县，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1962年、1974年两度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杜先生长年从事中国史学史及中西史学比较研究，著有《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清代史学与史家》、《史学方法论》、《赵翼传》、《听涛集》、《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忧患与史学》、《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等多种著作，主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二、三）。2005年9至10月间，杜维运先生应邀来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等校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9月21日， 我们在杜维运先生下榻的北京师范大学兰惠公寓对他进行了专访。
问：杜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您出版了《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直到2004年您撰写完成了三卷本《中国史学史》，在中国史学史和中西史学比较领域出版了多种专著，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首先想请您谈谈您是怎样走上研治史学史的道路的？
杜：在中学时代所学的科目中，我最喜欢的是数学，对国文和历史没有什么特殊兴趣。考大学也是想考经济系和外文系，没有想到要考历史学系。学习历史，是受到台湾大学牟润孙教授的影响。牟老师是陈垣先生的弟子，在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教大学的国文。1950年我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在外文系读了两年。牟老师看我的国文根柢不错，就劝我转到历史系，我当时并不十分情愿，因为这意味着是从热门专业转到冷门专业。后来，经过考虑，在大学三年级，我从外文系转到了历史系。人的转变就是在一些小的关键点上。我并没有后悔转系，因为我一直感觉我的中文基础要远远好于英语，在我小的时候，受到过比较扎实的国文训练，读《左传》，背书，练字。因此，我最终走上研究历史的道路，这个转变应该归功于牟老师。大学毕业的时候，需要写一篇学士论文，牟老师让我做关于对赵翼《廿二史札记》的考证研究，大约有十万字左右，这个工作进行了两年。牟老师在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就去钱穆先生创办的新亚书院了，再说他是中文系的老师也不能当我的辅导老师，但是可以说，实际上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的辅导老师是杜老师。
对赵翼及其《廿二史札记》的研究，是我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开始。1955年至1959年，在历史系毕业后，我继续在台大的历史研究所攻读硕士，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即以清乾嘉时代的史学为研究对象，指导老师是李宗侗先生。以清乾嘉时代的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作为研究的起点，我希望从这些一流史学家的所有著作中获得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是研究史学史的方法之一，能够看到史学史的深处，史学史而不流于目录学史，这是一个关键。然后，我就在台大的历史系当了讲师。直到1962年，我公费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去留学，这是我研究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新的转折点。我在剑桥大学的两年时间里读了很多关于西方史学史、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著作。这样在剑桥大学渡过了两年时间，1964年当我离开剑桥的时候，增加了很多西方史学的知识，但并没有获取学位。我认为我在剑桥大学的两年，表面上好像没有得到什么，但其实我获得了很多知识。
之后，我又回到台大继续教书。我单独开了“中国通史”这门课，除此之外，与我的两位恩师李宗侗先生和姚从吾老师合作讲授“中国史学史”和“史学方法论”两门课程。授课的方式是：两位老师讲第一学期的课，我讲第二学期的课。同时，仍然研究清代史学家，包括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等。台大的诸位师长对我的教诲，是让我终身难忘的。姚从吾、沈刚伯、张致远、刘寿民等老师，开启我西方史学的知识；李玄伯、方杰人、夏卓如、劳贞一诸师，奠立我中国史学的基础。
1974年，我第二次到剑桥大学学习，为时一年。此时，我的想法有了变化，觉得如果只是研究中国史学而不涉及外国史学是很有局限性的，应当用比较的眼光把中国史学放入世界史学的发展中进行比较研究。因此，此次赴英，我决定不写任何文章，也不看中文书，只看英文的有关西方史学、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书，自订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个时段，每段限三小时，都是在阅读。这样经过一年的时间，我看了有大约八十种有关的书，有很大收获。
1977年，我离开台大历史系，应聘到香港大学的中文系任教。这是我的另外一个转变，因为我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时香港还是英国制度，历史、哲学和中文都同属于中文系，历史方面也只有西洋史和中国近代史，并没有古代史，并且要求授课用英文。在香港大学任教其实是相对轻松的，我主要教的课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包括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一个星期共教两个小时。还分别和其他老师合开了“史学概论”以及“中国历史”，都是由包括我在内的四位老师合作的。还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去香港大学的第一年还开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门课，但是由于一些原因，一年之后就没有再开了。在香港大学期间，我集中精力，兼采中西史学方法，写了《史学方法论》（初版于1979年）和《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初版于1988年），这也是为了撰写《中国史学史》做的准备。从1987年开始撰写《中国史学史》，经过17年的艰苦努力，到2004年终于完成了三卷本《中国史学史》。
我在香港呆了12年，1988年我离开香港去了温哥华，当时我59岁。在温哥华我感觉我还是可以继续教书的，因此，就选择了到台湾政治大学当客座教授，后来就转为了正式的教师。在台湾，65岁是法定的退休年龄，70岁时要求必须退休。所以在70岁之后，我就在台湾政治大学兼课，这也是我上课最多的时候，一个星期要上8个小时的课。在政治大学的历史研究所，我主要讲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另外我讲授了“中国通史”这门课。这两门也是我教的最久的课。在政治大学期间，我也在台湾的东吴大学当过兼职教授，但只是短期的兼课。到了2003年，我75岁的时候，因为年纪的原因，就停止了教课。
问：您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清代史家和史学、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史学方法论、中西史学比较等许多方面，在这些研究领域都撰有专著和论文。请问您从事这些研究和撰写相关著述的经过是怎样的？
杜：我去英国的剑桥大学阅读了很多西方史学的著作，通过看书我发现很多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认识比较有限，从正统的到非正统的汉学家，他们的一些评论中国史学的观点有的很精辟，但是多数的论点很荒谬。我把我所阅读到的西方史家论及中国史学的观点都记录下来，时间既久，盈积愈多，更觉得他们的观点有些是非常精当足以让我们深省的，有些则显得荒诞不经需要据实予以澄清的。我认为，学术乃天下公器，西方史家以另一背景讨论中国史学，不惟是中国史学之幸，也是世界史学之幸；中国学者论中国史学，必有所蔽，其所蔽者，西方学者开启之；西方学者又新有所蔽，中国学者应与之讨论商榷之。回到台湾之后，我就写了《西方史家与中国史学》一书，字数不到10万字，一是为中国史学做辩护，一是缘于参加当时的一个青年学术著作奖。时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郭廷以先生找我谈话，他认为我的书是可以获得奖学金的，但是觉得这部书可以畅销，所以就帮我出版，不给奖金了，并且帮我改了现在的题目，即《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这本书出版之后，销量很好。以后又数次出版，我也逐渐增加了更多的内容。这也是我最早的著作。
刚才讲到，我在大学和研究所学习期间，就做赵翼《廿二史札记》的考证工作，并由此发展到以清乾嘉时代史学为研究对象，全祖望、章学诚、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的史学，完全吸引住我，又沉醉于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史学之中，我对清代的史家做了基础的研究，后来就把这些研究成果集合成了《清代史学与史家》这本书。这是在香港的时候完成的，这与《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几乎是同时出版的，这也是我的第二本书。
我从英国回到台湾大学后，姚丛吾师约我在台大历史系共讲“史学方法论”，不久又应台湾辅仁大学之邀独立讲授，渐渐地写成的讲稿达20万言。这门课很受学生的欢迎。我感觉史学方法论是很重要的问题。在近百年以前的史书渊海中，专门谈史学方法的书并不多见。在中国有刘知幾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西方，直到1889年才有“西方史学方法之父”班汉穆（Ernst Bernheim）写出了第一部史学方法论，十年之后，两位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Charles V. Langlois ）和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合写了一本《史学原论》， 史学方法自此在西方才正式树起了旗帜。进入20世纪以后，中西谈史学方法的书业出并作，数量大增。这说明，史学方法论必须是在史学自身有了长足发展，史书大量盈积之后，才能出现。没有司马迁、班固的史学，没有魏晋南北朝蓬勃发展的史学，刘知幾怎么可能撰写出颇有系统的史学方法呢？没有刘向、歆父子之学，没有郑樵通史之学，章学诚的辨章学术的方法、撰写通史的方法，怎么能够形成呢？继希腊、罗马史学和文艺复兴史学之后，极为进步的19世纪史学出现了，于是班汉穆、朗格诺瓦、瑟诺博斯的史学方法形成了。因此史学方法这门学问，到20世纪迅速发展起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也说明了这是一门真实的学问，背后有其深厚的史学基础。如何乘势使这门学问发扬光大，应是当今的急务。这就有待建树一套史学方法的方法论了。想写一部理想的史学方法，一定要有一个世界史学的基础，最低限度要兼通中西史学，将中西史学家治史的方法融会在一起，取长补短，因为没有任何一位史学家的史学方法、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史学方法，是可以代表史学方法的全部的。认为中国的史学方法无懈可击，是一种迷信；认为西方的史学方法独步寰宇，是盲目的崇拜。积中外无数史学家的治史经验，而史学方法乃大，史学方法乃不流于游谈无根。我万万不敢说已有了世界史学的基础，也不敢说已兼通中西史学，我只是朝着这方面努力，并用尽热诚去钻研这门学问，去撰写这部书。我在台湾大学教书的时候发表了5、6篇关于史学方法论的文章，但是仍然感觉不够，而且不够连贯。后来到了香港大学，我全力以赴写了这本书，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此书得以顺利问世。《史学方法论》出版后获得了“学术著作奖”，也很受读者的欢迎，到2004年已经出了第19版，这本书不久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横排的新版。
我是从考证赵翼《廿二史札记》入手而开始研究历史的。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将《廿二史札记》引用廿二史的资料，一一与原文相对照，找出《札记》399条错误，自此与赵瓯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剑桥期间，浦立本师命我以赵翼为中心来比较中西史学，并为赵翼写长传，我们之间讨论的问题，也以赵翼其人其学以及中西史学异同的问题为主。1980年参加国际汉学会议，遇到浦立本师，他再度提及赵翼传的写作情况，我感觉到这次真的要动笔了。于是重新细读赵翼的全部作品，全面涉猎赵翼同时代人的诗文集及专书，广泛搜罗道咸以来论及赵翼的诗及其史学的文章，此外，还曾细心阅读西方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卡莱尔（Thomas Carlyle）、麦考莱（Lord Macaulay）等人的长传，想从西方学者的著作里得到一些启示。我大约用了两年的时间写成了这部书，于1983年出版。后来我又搜集了一些这方面的材料，但是由于我把精力主要放在了撰写《中国史学史》上，因此也就没有做大的改动。
我从1987年开始撰写《中国史学史》。当时计划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写先秦两汉的史学；第二个阶段，写魏晋至唐中叶的史学；第三个阶段，写晚唐至晚清的史学。第一个阶段的撰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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