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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西方史学已经发展到有可能窥探往事的真相、已经发展出批评史学了，却不知道中国史学中窥探往事真相的史学意识，早在上古时代就已经形成，而批评史学的出现，也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中国人撰修史书，并不是像西方史家所认为的所谓纯为官方事业；中国史学的价值，也决不是仅仅表现在史料的浩繁上。所以我做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并不是局限于谈中西史学的比较，最终目的是希望撰写一部翔实宽阔的中国史学史，希望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和展示中国史学的博大精深和自身特点，藉见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中所占的地位。另外，我的一位朋友左景权先生，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是左宗棠的后人，曾经出版用法文写成的《司马迁与中国史学》，他非常关注我的史学史研究，希望我抓紧时间写一本中国史学史的书，于是在他的督促和建议下，我开始写《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的资料浩如烟海，史部、经部之书，诸子所述，百家文集，都可视为史学史资料，史学名著需要重视，散篇零简、序跋书信中往往也会藏有很重要的材料。想写成一部翔实宽阔的中国史学史，不倾数十年之力、成近百万言之书，恐怕不足以当翔实宽阔之名。
我认为史学史不能只包括史家和史书，史学史而专作史书介绍和史家评述，那就变成了目录学史。应该把重心放在史学思想、史学理论以及史学方法的诠释和分明上，这是一部中国史学史能否写成功的关键。将史学史放在历史的发展中考察，是成功的史学史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史学的兴起与发展，有文化和学术的积累，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随着历史潮流而变化，这些都是历史的因素。同时史学自身也对历史的发展有影响，如《春秋》“大一统”之义对中国历史上统一意识的影响，褒贬史学对历代治乱兴衰的影响等。史学史和专门讨论思想的书不一样，写史学史一定要把历史潮流介绍出来，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产生了这样的史学，这样的史学对社会和历史又会有什么影响。我教“中国通史”这门课，与中国史学史关系很密切，如果我对整个中国的历史背景不清楚，那么中国史学史就会显得很孤立。我讲授和撰写“中国通史”，对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帮助就是先要了解历史时代的背景，然后把中国史学放在整个时代背景当中去考察。
问：近年来，西方后现代主义对史学产生有较大影响，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您是怎样看待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种种观点的？
杜：西方为什么会出现后现代主义？它对史学的影响在哪里？后现代主义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距今的时间并不太长。后现代主义涉及的范围很广，建筑、雕刻、艺术、法律、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虽然它出现的时间不长，但是产生的影响非常大。后现代主义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没有客观，没有真实，历史记载是推论，是意识形态的化身，是史学家的语言游戏，与文学家的虚构没有区别。史学家无法从文献和文本中整理出来故事，历史中也不存在连续性、和谐性、一致性，史学家把自己的想象加入到历史中去，希望通过文献记载来重现历史是绝对不可能的，历史对于现在和将来没有任何功用。有人宣称历史已经死了，历史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学的攻击到了极限。许多史学家起来为历史学辩护。到目前为止，后现代主义的潮流也已经过去，60、70、80年代是其盛行的时期。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他们说历史已经死亡，是因为他们把历史当成过去，而过去是无法重现的，史学家通过文献记载建立的历史故事是虚构的。这种观点形成的原因，我认为是他们不了解史学方法，他们是哲学家，不是史学家，他们不知道，史学家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对历史记载的艰苦研究来重现过去，这是中外史学家历尽艰苦所得到的史学方法论。如果历史上某人是文学家、诗人，他有文集、诗集、专著留存下来，史学家就可以根据他的文集、诗集、著作来重建他的过去。所以，通过研究，史学家是可以通过文献记载来一定程度地重现历史的真实的。另一方面，史学家不是完全没有推论，也不是完全没有艺术想象，可是，史学家的研究依据是材料，并有着十分严谨的史学方法论，因此他们会把推论与想象的程度减少到最低，史学家对历史的经过和前因后果的叙事和解释，是可以接近真相的。如果史学家的著作写得很详尽、准确、深刻，那么就可以接近历史真实；如果史学家的历史记录可以排除种种干扰而做到了真实，直书其事，那么历史记录也是可以基本上接近真象。西方史学家提倡历史的想象，中国史学家同样强调设身处地地了解历史，如果我们从今天去回到汉唐时代，我们可能是要经过一番“移情”和“想象”，但是要经过研究和考证，然后历史的真相就会出现。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真相不可能重现，这是把过去和现代完全切断了。但是，后现代主义在史学上仍然是有贡献的。许多西方人西方史家认为欧洲是世界中心，就如同中国人认为中国是天朝大国一样，而后现代主义不认为欧洲是世界的中心，也不认为白种人就能主宰世界，他们提倡女权，主张奴隶应有其地位，所以他们主张写世界史、妇女史、奴隶史等等，尤其提倡写文化史，来代替社会史的地位。用新观念、新角度、新立场来写各种不同的历史。这些都应该是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贡献。
问：接下来请您简要谈谈目前大陆和台湾史学界的史学史研究状况，以及对于未来的史学史研究有些什么看法？
杜：中国的史学史研究目前在大陆风气远远超过在香港和台湾，港台没有你们北师大史学所这样专门研究史学史的研究机构，大陆把史学史研究看作一个很重要的科目来看待，台湾是将它和史学理论作为任选一科的科目，而且不选也没有关系，可以说在台湾，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风气并不是那么浓厚。因此，我觉得在将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绩应该主要在大陆。
历史学研究、史学史研究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年轻一辈人，很多工作都要年轻人来做。英国史学家古奇（G. P. Gooch）在他撰写的《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写到：20世纪上半期历史学这项工作，只好留待年轻的史学家去完成。我的《中国史学史》也没有写20世纪史学，留给年轻人去写。
年已77岁的杜维运先生精神饱满，所谈学术不仅令我们受益颇多，而且待人蔼然如沐春风。我们访谈他的前一天，杜先生在给北师大研究生做学术报告的两个小时内，全是站立演讲和回答问题，在听者爆满而十分闷热的大教室内，先生仍一丝不苟地着西装领带，尽显儒雅风采。我们期待看到先生新的著述问世，在史学史研究中有更多创获。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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