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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遍读东汉前的载籍，亦关注西方同时代的史学，于是倾全力先写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一书，以作前驱，而《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直到1993年才得以完成出版。第二阶段撰写的原计划是从魏晋写至唐中叶，但是经过反复考虑，觉得晚唐的史学与唐中叶以前的史学不能分开，所以第二册改以晚唐为断限。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史料丰富，头绪纷繁，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倾力撰写，备尝艰辛。第二册于1997年完成，翌年出版。此后，我暂停了《中国史学史》的撰写，转而撰写《中国通史》。早在1965年，我曾经与三民书局签约撰写《中国通史》，当时约定两年之内写完40万字，可是两年之后，我只写到了东汉的光武帝即位，未能如约完成，感到十分遗憾。我先后在台湾大学、香港大学、政治大学以及东海、辅仁、东吴三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达40年之久，撰写前两册《中国史学史》时，也非常留心中国通史方面的资料并随时抄录，积久浩繁，同时，我深深感到了时代的变迁，很想写一部比较简单清楚的中国通史，想对时代做出一点贡献，于是又起撰写《中国通史》之意，用时3年，到2000年完成了这部40万字的《中国通史》。此后，继续撰写《中国史学史》第三册，直到2004年完成。至此，三册《中国史学史》前后历经17年终于全部出版。
问：您谈到在剑桥大学学习的经历，对您的治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您甚至牺牲了拿博士学位的机会，以集中精力研读了大量西方史学的著作。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您为什么会这样做？ 杜：我在剑桥大学的指导教授是浦立本（E. G. Pulleyblank）教授。他看我研究赵翼颇有深度，于是就建议我以赵翼为中心进行研究，这样就可以在两三年之内拿到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当时我觉得用中国的题目去拿英国的博士学位是不太光彩的事情，而且我当时很希望多了解西方的史学，不能把眼光局限在拿学位上。当时感觉与其在一个小范围里面兜圈子，不如在西方史学的大原野里驰骋。首先，是眼光扩大了，可以了解到中国以外的世界，了解中国史学以外的西方史学，假如没去过国外实际接触西方史学，那我可能只会通过中国史学谈中国史学，到了国外之后，视野开阔了，有很多研究中国史学的学者，他只站在中国史学的角度来研究，而且他们对中西史学的比较，都是用自己的思想观念来进行比较，这就会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其次，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我在剑桥大学读书的同时，接触到了很多英国的学者，对我的帮助很大。浦立本教授很严格，他规定每周一的下午四至五时到他的研究室见面谈话，让我先说，然后他来提问题，主要讨论中西史学异同的问题。另外，以前我的英语表达总不是那么理想，通过在英国的学习和交流，在语言方面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你不从语言入手，就很难看出西方史学的真相，很难真正了解西方史学。因此，我认为在英国期间对我的影响很大。
当时我在英国通过看书和与外国学者的交往，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史学的偏见比较多，而且了解的不是很全面。绵延发展了两千余年的中国史学，与起源于希腊的西方史学，是世界史学的两大遗产，西方史学今天已经具有其世界性的影响力量，其成就与价值，已为举世所公认，而中国史学则因为近代以来国势陵夷而不为世人重视，挟持基督教与近代科学文化背景的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屡有论述，其中正确的地方，我们应拜受其言，但其中的诬罔之论、偏颇之说，则必须要据实辨析，因此我撰写了《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先罗列西方史家的言论，然后就其有待商榷之处与之详论。同时我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西比较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是中西史学比较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这可能是我在英国学习期间对我的主要影响。
问：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正日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而您是这个研究领域的重要的开拓者，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您就已经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系统研究了。请您简单谈谈您的研究心得？
杜：从1951年到2005年的55年时间，我一直在研究史学，可谓旷日持久。通过在英国的学习，我逐渐把我的研究方向放在了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上，因为只有把中国史学放到世界史学之林中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国史学的发展特点，能够丰富认识中国史学的内容，中国史学在有西方史学作为借镜之后，我们可以创新中国今后的史学。因此可以说，比较史学研究的意义价值是在未来。比较是一种出路，把中国史学升华到世界史学之林中应有的地位，因此，中西史学比较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中国史学发展了几千年，是要变的，但是如何变？用少数人的智慧是不够的，要把西方的遗产接受过来，要把它重创。进而创出中国的新史学，我认为这是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目的。
但是，比较研究存在着很多困难。首先是认识的困难。认识中西史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很长时间下功夫去钻研。语言问题也十分重要。我本人不通希腊文、拉丁文，无法直接从原始的希腊文、拉丁文去了解西方古代史学的精髓，而只能从英译作品中得其神似，这是非常遗憾的。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如果只是从时间的角度对比，比如，如果只研究同一时期的中国史学怎么样，西方史学怎么样，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要突破时间的限制，要从史学的问题着手，无论是研究史学思想还是史学方法等等，都要贯穿中外。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如果你专门挑选某个相关的，就会遗漏很多。
历史上没有两件事情是完全一样的，历史有类似没有全同，也不会重演，因此，比较研究就很难精确。如果认为中国的司马迁相当于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这种比较就不一定完全合适，因为中国的司马迁的史学成就远超于西方的“历史之父”。我曾经想能不能将赵翼和英国研究制度史的梅特兰（Maitland）做比较，后来我发现他们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是不适合比较的。又如有人拿司马光与吉本（Edward Gibbon）做比较，拿章学诚和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做比较，我认为这样的比较其实也并不合适。此外，比较研究的成果也不可能很丰富，因为有的可以比较，有的不可以比较。我曾经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将中国的先秦两汉时期史学与西方的古希腊罗马史学进行比较，结果只是写出了一本不到十万字的小书。19世纪之前，中国史学远比西方史学发达，先秦两汉和古代希腊罗马的史学是可以做比较的，从魏晋到宋代，中国的史学是非常发达的，西方中世纪的史学与中国中世纪的史学很难比较，因为这一时期的西方史学远落后于中国史学，西方是基督教神学笼罩了史学，清乾嘉时代，虽然遭到了很多后人的评价，但是同西方18、19世纪是比较接近的；19世纪之后，西方史学迅速发展起来，西方史学远比中国史学兴盛，而中国由于社会的变化，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家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史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史学也大大落后于西方，19、20世纪是中国史学的过渡时期，重建中国史学的新局面，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努力。
尽管比较史学研究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却是非常有意义的，有着十分美好的前景。仅仅局限于中国史学自身来看待中国史学，与站在中外史学比较的高度来看待中国史学，结果是不一样的。譬如，比较中西史学之后，你会发现，中国自上古时代起，是最富历史观念的一个民族；西方也重视所谓历史观念，但是西方直到19世纪之后才有真正的历史观念。中国很早就设有史官，这不是一般的官吏，史官要随时随地记录史事，而且史官的记事有其原则，即所谓“君举必书”，君主行事的善与恶都要记录下来，有着直书的精神。史官制度使中国保存下来了几千年的不间断的历史记载，这在其他民族是没有的。西方史家擅长历史解释，他们从各种角度、各种层面来探讨历史发展的原因、发展、结果，非常有条理。西方的史学理论，如历史循环论、历史进化论、历史相对论、历史决定论等，前后层出不穷，研究史学的方法也很新颖。中国史学长于历史叙事，中国的史学理论与西方的不同，史学方法相对较少。这样的比较之后，我们就知道，中国史学有很多方面需要向西方学习。中国史学家强调良史、实录、直书，记事要不虚美、不隐恶，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西方史家同样强调历史的真实，尊重历史学家的独立性，历史教师可以自由地讲授历史而不必完全遵循历史教科书，所以在二战期间，不少英国史学家被政府聘用作宣传工作，而这些史家仍然会坚持他们作为历史学家的独立性。比较之后可以看出，中西史学都说明了历史记载应当超然于政治之上据实直书，史学家应当保持他们的独立地位。
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在中西史学的比较上尤其占有重要地位，研究史学的起源以及史学原理的创获等史学史的重大问题，通过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方法，应该能够获得令人兴奋的结论。我写过《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一书，即以中国先秦、两汉史学与西方古希腊、罗马史学相比较，尝试在史学起源、史学原理、史学著述的成绩等方面做比较研究。在我的《中国史学史》这部书中，其中有关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是专门的，而其他的都不是专门的。因为其他的可能做了很久，可能成果很有限，而且也很片面。此外，我还觉得目前较为妥当的办法之一，是通过史学方法的比较来看中西史学家的同与不同，中西史学方法固然也有差别，史学方法上差别是有，但还是是比较接近的，这个题目可以贯穿中外。中西史学理论也可以比较，中国史学是有理论的，但是比较简短，如何归纳起来和重建一下，这个工作如果做得理想，成果还会是很显著的。中西史学理论比较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但是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如哪些是史学理论，哪些是史学方法，哪些是史学思想，三者要区分清楚并加以比较是很难的。中西在历史观方面差别很大，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方面差别都很大，如西方的科学思想中国没有涉及很多，中国更多的是人文思想，这些方面都是非常复杂的。其他在具体的问题上，比如说史书的体裁，纪传体西洋没有，又如，纪事本末体，中西的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在史书的体裁体例上，中西史学可以做比较。中国的这种史书体裁为中国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记载内容，西洋采用的体裁却使他们很多历史内容不见了。西洋认为中国的历史太琐碎了，但是历史其实就是琐碎的，仅仅记载大的事情是不够的。
问：您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至三册已经于去年全部完成出版了。这是迄今唯一的一部以一人之力撰写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而且在书中很明显地突出了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内容，这部书的完成出版，在我们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是一件很有学术意义的事情。请您谈谈撰写这部书的情况。
杜：我多年从事史学史研究，很想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比较彻底地探求中国史学发展的真相。为此，我也很想写这么一部书。仅用西方史学来论中国史学，这毕竟还是片面的、是不够的。这是我产生撰写《中国史学史》动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写这部书，一定要把中国史学放在世界史学里，用比较史学的角度和观点来写，不是针锋相对的比较，而是要通过中西比较获得更为广阔的眼光，阐述中国史学的出现、成立与发展，比较异同，衡量得失，中国史学的优点与缺失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中国史学的真实地位得以明确展现。西方史学家以另一文化背景看待、品评中国史学，对中国史学是极富启发意义的。西方正统史学家指出中国史学没有达到西方综合的境界，没有发展历史解释的艺术，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许多西方史学家对中国史学的了解是极为间接的，仅凭阅读翻译作品及一般印象，又出于旧有的成见，对中国史学得出了许多不正确的认识。他们颂扬近代西方文化最富历史观念，批评中国文化极度缺乏重视历史的观念与态度，却不知道重视历史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已经发展有数千年的历史了；他们认为文艺复兴以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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