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史学：边界模糊而方向明确

历史学者所追求的新史学，一般而言，并不存在清晰的边界，但它作为历史学者努力追求的方向却是明确的。
2002年8月，借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百周年之机，北京的一些学者发起了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据会议组织者称，之所以发起这样一次“纪念”活动，一方面是考虑到，“从《新史学》发表到现在已整整百年之际，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通过清理《新史学》及梁启超相关论述中的思想遗产，反思百年来史学发展的脉络和得失，不仅到了一个恰当的时机，而且也应该成为中国史界共同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是为要“对如下现象作出一种回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个学科的学者纷纷介入历史学界，历史学变成了不同学科诠释各种现象的‘殖民地’和最大的‘公共领域’”。[4] (序言，p1～2)为此，会议发起者特意邀请到了分布于历史学、文学、人类学、法学、哲学等九个学科的“代表性学者”参与讨论。会后，出版了厚厚两册的包括研讨会会议录音整理在内的文集——《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会议发起者和组织者的主旨是想在新世纪之初为中国的新史学规划出一个具体样式，结果却只是取得了一幅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会议上“不失理性地相互交锋辩论”自不必说，从文集来看，对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问题，的确也仅仅是各学科“代表性学者”的自话自说；即便是与会的历史学者，也没有能够就中国所需要的“新史学”的样式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其实，对于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这样的问题，不可能期望有一个圆满的答案。新史学的具体样式，是一个漫长的史学创新过程的结果，并非一开始就有一个样式、一种模式呈现给人们以供仿造。而且，一旦清晰可辨的新史学样式形成，它也就成了被超越的对象。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举行表明，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历史学者对新史学有了更加自觉、强烈和明确的追求，并昭示出了新史学努力的一些方向。
从史学史上看，历史学者对新史学的追求，主要是方向性的。新史学方向的选择和确定，一般地通过对既有史学的批判与反思而获致。在中国史学上，这样一条新史学前进之路，笔者以为，从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就开始开辟出来了。时至近代，中国“新史学”开山梁启超同样走着司马迁的路子。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口号，固然如论者所言有其明显的西学背景(以日本作为中介)，[4] (p671)但他提出的方式却依然是传统中国史学式的，即通过对中国既有史学的批判与反思的路径来提出“新史学”主张。
在梁启超看来，传统中国史学存在着“四弊”和由此而生的“二病”。所谓“四弊”，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物”，“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弊，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即“难读”、“难别择”和“无感触”。在批判传统中国史学的基础上，梁启超借助于西方的思想理论武器，从明晰“历史之范围”出发，对“史学”进行了新“界说”。他认为，“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3] (p2～11)运用西方进化史观，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即用国民史代替传统中国史学的政治精英史、皇朝史，最终揭示出人群进化之现象的公理公例，这就是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史学”。
事实上，在发表《新史学》的前一年即1901年，梁启超就已经发表了试图改造中国史的《中国史叙论》一文。《中国史叙论》共8节，除第一节“史之界说”外，其他7节所论述的都是编撰新型中国史所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纪年”、“有史以前之时代”和“时代之区分”。在“史之界说”中，梁启超提出了“近世史家”与“前者史家”之“本分”的不同，亦即“新史学”与传统中国史学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第二，“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13] (p1)在这里，梁启超已经初步描绘出了“新史学”一些方向性的基本轮廓：在史学任务上，“新史学”把揭示历史因果律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在史学方法上，“新史学”以动态的历史解释、分析而非静止的历史事实叙述和历史现象描述为主要方法；在历史观上，“新史学”将采用近世进步史观，抛弃“前者史家”的“兴亡隆替”的历史循环论；在历史内容上，“新史学”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即国民的历史作为考察和研究的对象。
在发表《新史学》的同一年，梁启超又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可以看做是他把“新史学”观具体运用于历史实证研究所取得的第一个个案成果。在这部具有经典意义的学术思想史著作中，梁启超贯彻了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所提出的动态的历史解释和分析的方法与进步史观，并率先把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考察。梁启超根据学术思想的内容和历史演变的生命律，把数千年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变迁划分为八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14](p3)
梁启超不仅试图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一个“新史学”的样式，而且也试图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创造一个“新史学”的模式。这首先表现在1902年他关于西方经济学说史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和关于西方近代思想史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两部著作的发表。翌年，梁启超又发表了关于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
此后，梁启超在中国史领域可以说进行了全方位的“新史学”尝试，并在世界史的许多领域做了“新史学”的探索。仅以学术思想史研究为例，梁启超不仅发表了《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经典作品，而且对于先秦诸子中的老子、孔子和墨子三大家做了详细的学案式的梳理和研究，校释了《墨经》；并对《庄子》、《韩非子》、《尸子》等诸子作品中有关学术思想史的篇做了释义式的研究。
梁启超率先提出“新史学”口号，呼吁“史界革命”，当然并不只是要在历史学的一些个别领域进行小打小闹，只在历史学的一些微观和中观层次进行零星的“革命”。他的最终目标是要为世人奉献出一部贯彻其“新史学”思想、体现其“新史学”精神的《中国通史》和《世界史》。从《饮冰室专集》的《残稿存目》中可以看到，梁启超曾有撰著《世界史》、《国史》、《中国通史》和《历史教科书》的计划，其中有的已经写出了部分编章，如残存的《国史稿》第一编《上古史》和第三编《春秋时代至齐之霸业》稿共94页。但终其一生，梁启超并没有能够完成“新史学”思想指导下的《中国通史》和《世界史》两大通史的写作，其“新史学”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一系列专门史领域。也许正是有鉴于梁启超“新史学”努力虽不能言失败但实未获圆满成功的经验教训，后来的唯物史观派历史学家们便把精力主要集中在通史的撰著方面，把唯物史观首先贯彻于通史之中，但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专门史研究与其他“新史学”学派相比严重滞后，其成果与他们的相应成果相比实逊色良多；而且，这些通史成果，今天从学理的角度看，都存在着泛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的弊端。
中国“新史学”开山人物梁启超的“新史学”实践表明，企图为新史学在各个方面都描画出一幅清晰的图样是徒劳的。在推进史学的发展上，新史学至多只是为历史学者提供一个为之努力的方向、一条为之前进的道路和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
新史学，犹如一位美丽的梦中“淑女”，可以意会却不能相及——果真及之，“淑女”则成“昨日黄花”。然而，在史学发展的历程中，正是新史学这位“窈窕淑女”，令历史学者们为之心醉，沸腾着历史学者的血液，令历史学者孜孜不倦地“寤寐求之”，并为之献出自己的青春和毕生的精力；亦正是在历史学者对新史学的不断探求中，历史学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突破性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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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梁启超.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A].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七[C]. 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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