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开始以后，“天朝在毫无赚头的干净利落的失败中，只赢得一个比生前高大百倍的民族英雄关天培的感人形象”，[23]《夷氛闻纪》称：“初五日，船乘风潮大至，聚攻横档，……适潮水盛涨，夷分船闯越后河，前后夹击。关天培力竭，守御不支。手燃具礮，忽自炸裂，兵无人色，皆走。一弁亟大呼曰：‘事急矣，盖去乎。'言次，伏使受背，将负以出。天培挥刀揕之，弁闪避。一弹当胸至，洞焉不倒。夷众拥入。天培与都司署提標游击麦廷章俱阵亡。……夷见天培屹立如生，反骇而仆。续至者前迫之，知气已绝，相与惊叹。”[20]《夷氛闻纪》中描述的场面常常被近代史著作引用，认为关天培是民族英雄。“死后被充分神化了的关天培，将成为一个民族对后来人的道德教材，鼓舞和连续中华民族立志自强的精神主旨。”[23]关天培的伟大在于他代表了他那个时代，或数千年来中国军队的忠的形象，他所做的其实是军人的天职，也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在近代史著作中，关天培的形象仅仅是民族英雄，这种就直接影响到了后人对他的认识实际上是不够全面的。

　　以上八例，因此体例限制，侧重点不同。记载与史学著作的差异很大。著者的主观立场无不因此而影响到著史，对史料存在一定的取舍。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确是实言，在近代通史或有关于鸦片战争的专史中，著者的主观立场和动机无不起着至关重要作用。从上面所举八例中我们看出研究者对史料的理解存在着一定偏差，有时甚至偏离了史料本来的意思。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与近代以来我国社会的沉沦相关的，研究者从鼓舞国人的反抗精神出发，一定的曲解是必然的。鸦片使研究者在史料的解读上存在一定的误解，原因是研究者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对史料存在一定的删改，尤其是因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大背景使得研究者特别重视历史的现实意义，为现实服务。

四、鸦片对鸦片战争中关键人物的影响

　　就鸦片战争来说，至关重要的人物很多。翻开各近代史著作我们发现，关键人物大多是中国的参与者，对对方人物的讲述较少，好像非迫不得已才会略有叙述。实则不然。作为冲突双方，叙述对方是必然，叙述一方却有失偏颇。在近代史著作中，研究者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西方的叙述，中国与英国叙述较多，还能够觉得合理。但是在论述鸦片战争的时候，中方为主，英方为辅已成定式。

　　（一）道光

　　我国自夏朝以来都是“家天下”的格局。这种格局在研究历史中必然会得到体现。时至鸦片战争前后及战争的过程中，道光才是战争重要关键的人物，禁与不禁、剿与扶、战与和在一定程度上系个人所为。各史之中对道光的叙述着墨甚少，造成的后果则是他与鸦片战争的关系不大。道光皇帝一生节俭，时人皆知，却因他主宰宇内的时候国运不济而被后人掩饰不知。

　　道光帝，爱新觉罗·旻宁。道光为其即位后所使用的年号，庙号宣宗。因后人称清代皇帝多用年号而少用庙号，故曰道光，乃有两层意思，一是年号，一是道光帝。“道光皇帝资质平常，目光短浅，但办事认真，讲究实际。”[24]史学著作中对其节俭虽然未曾专论却偶有涉及，约有数处，而写入通史著作中者仅陈振江在《新编中国通史》第三册中有数言提及。提及较多以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为代表，足有八处之多。但同时我们又发现，各著作中对道光的论述大多停留在不作评论的基础上。这种处理方式很容易让人认为道光与鸦片战争的关系不是很明显的，他不用承担因为战败而带来的责任谴责。

　　历史著作中的道光帝与生活中的现实中的道光帝到底有何不同，因往事已作古，今人难知其全。著作中所透露出来的道光或虚实飘渺，或业已成奸，但在今人看来，著作中的矮化与强化都已成为过去，留给近代通史著作们的只是著述过程中的取舍，这种取舍由此奠定了道光与鸦片和鸦片战争的关系。但是这种影响较之林则徐、琦善来说差异很大，道光没有承担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

　　（二）林则徐

　　与道光的待遇不一样的是他的臣子，南下广东禁烟的林则徐。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因主张严禁鸦片，并施行禁政而名垂青史。各史之中对其叙述颇多，褒奖由此而变成了神话，以至于完美无缺。“林则徐实在是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不胜的。他所用的方法是中国的古法。”而这个林则徐正好创造了他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民众民族把他神化了，成了民族英雄。“真正的林则徐是慢慢的觉悟了的”，但是“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6]这个林则徐在思想史领域影响很大，但是对当时来说并无作用。

　　林则徐并非尽善尽美，尽管史著中对其一再称颂，已成圣人。“林则徐在道光时代的大吏当中，是一个实心任事超出流辈的卓卓者。他那恳切至诚的精神，我们至今还是应该敬仰佩服的。但他对外的思想知识，为时代所拘，因之所采用的手段方法，也不能不错误，我们不能为他讳饰”。[25]完整的林则徐在世人的印象里理应如此，但今人所知道的林则徐已然变样。范文澜先生认为“林则徐是少数进步人士的代表者。这种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依靠人民的力量，坚决抵抗外国侵略。……事实上也是林则徐在军事上不败于英军，而在政治上败于道光帝的荒谬指导和投降派的阴谋破坏。”[9]事实上，林则徐的神话正与马克思主义立场有关。后来的林则徐俨然成了传奇，与他有关的论述一概经过了美化，尤其是他所领导的禁烟运动长期以来被视为轰轰烈烈，所作所为更是没有瑕疵。林则徐成了民族英雄，历史因此而记住了他，但是他却不知道历史对他的褒扬。因鸦片而名垂青史，扬名立万，林则徐是第一人。历史造就了真实的林则徐。但是这个林则徐已经不是真正的林则徐了，他在近代史上的教化作用比真实的林则徐更为明显。

　　（三）琦善

　　琦善的形象可能是最糟糕的，在当时他所遭到惩罚较之林则徐更甚，革职、抄家。从钦差大臣一落千丈，这种待遇在历史叙述中亦然。只是常常被否认，丑化，乃至世人知道的都是他的卖国投降。蒋廷黻为他辩护，茅海建先生为他辩护，但是认识已成定式，很难纠正。林则徐的失败归他，因此严禁鸦片、主剿的人恨他；道光帝恨他，因为他主扶而误国，有损天朝的尊严；历史丑化了他，因为此后的中国不需要他这种人，中国需要的是强者，不言败的人。由此，琦善成了反面的上好教材。“直隶总督琦善在白河口象接到客人一样地接待了英国兵船。懿律和义律把英国外相帕麦斯顿致中国‘宰相'的照会交给琦善，由他送呈皇帝”。“林则徐被罢免后，在白河口‘扶夷'有功的琦善接任两广总督，在广州和英国人义律谈判（懿律已经因病回国）。琦善完全不作任何作战准备，只想在谈判中用中国延宕的办法来使对方降低他们的要求。……水师提督关天培统率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使敌人遭到较多的伤亡。但是琦善立即求和，按照义律的要求擅自订立《穿鼻条约》，答应割让香港、赔偿烟款六百万元等。英军随即占领了香港”。[11]胡绳的这一系列论述很能反映“史”化的琦善。而结果造成这一系列后果的则是忠奸模式作怪。茅海建先生认为“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首先有利于道光帝”，[4]这种模式直接为道光帝开脱了罪责。

　　鸦片战争中的关键人物在今天看来是很多。不仅有中国人，还外国人。近代史著作中常常忽视对外国人的叙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中国近代史既然是中外交往的见证，那么今后的历史研究者在著史的时候可以中外人物并重。关键人物自然是关键，著史者使之历史化，目的在于昭明当世，然而当世已过，史也有重写重建的必要。由此看来，鸦片所造成的影响实不止一场战争所能够形容。鸦片对鸦片战争中关键人物的影响在近代史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鸦片战争的意义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战争本身。对道光帝、林则徐、琦善来说，他们在历史的地位以及今人对他们的评价通过鸦片和鸦片战争反映出来，鸦片和鸦片战争直接影响了他们在近代史上的名声。

结语

　　作为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上的鸦片，它的作用在于诱发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转型，并最终导致了二十世纪以来国人对它的认识，即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就历史研究来说，当时人们对鸦片及鸦片战争的认识和后人对鸦片及鸦片战争的认识肯定存在差异。研究者从启迪民智出发，希望通过历史研究来鼓励人们奋起反抗侵略，使中华民族得以复兴。值得深思的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已经不是往日的中国，它的国际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使得近代以来国人对近代史的认识存在一种失落感，这种失落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研究者的民族情感，必要的误解历史，掩饰历史事实成为必然。鸦片毕竟只是鸦片，它之所以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要的影响，是因为中国内在的问题积重难返，加上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飞跃发展使得它们需要更多的原料以及更广阔的市场。鸦片只是一种工具，但是它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著作。

参考文献

[1]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1459．

[2]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M]．东方出版社，1999．

[3]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2，（2）．

[4]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6．

[5]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可·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与另一个帝国的堕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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