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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圆融与关羽崇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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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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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北宗全真派。
三、儒家与关羽崇拜
儒家“本不语怪力乱神”，所以是“三教”中最后一个介入关羽崇拜的。但也正是因为儒家的介入，关羽崇拜才最终确立了它的全民族地位。
我尝言，曹操是以英雄自许而且许人的，见他“青梅煮酒”一事，却不幸被后人评定为“奸雄”之首。这一字之别，古时说法是效《春秋》褒贬之义，深入骨髓的，恐怕就是若干世代的后人体验捉摸“锻炼”出来的笔法。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感和历史观，也是演义之所谓演“义”。“英雄”的称谓也没有留给曹操私相授受的刘备，一般称他为“袅雄”。《三国》的最终英雄是诸葛亮和关羽，他们是失败者，却使后世诗人写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惺惺惜惺惺”的诗句来。古人本有“三不朽”的说法，诸葛亮和关羽是立德的楷模，也就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英雄。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价值所在，因为它能从“群雄逐鹿”的纷繁史事中，清理、提炼、总结出超功利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判断，来抗衡甚至替代“成则王侯败者贼”的功利判断。所以它才不朽。
但是，细研诸葛亮崇拜和关羽崇拜的形成过程，会发现他们实际经历了全然不同的走向和渠道：一个是自上而下，由文人儒士扩散至民间信仰的诸葛亮；一个自下而上，由民间信仰和宗教力量推至上层崇奉的关羽。而促使文士儒生接受关羽的主要原因，就是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史学观。
话说宋儒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 便是如何清理看待五代一段混乱的史实，以证明赵宋朝廷的合法性。可资参考的只有隋唐以前的南北朝史，而三国正是这一段混乱历史的开头。欧阳修在仁宗时撰《五代史记》(后称《新五代史》)，不以梁朝为伪，而论於正统，以后他又接连著《原正统论》、《明正统论》等专论七篇 (后删为《正统论序，》、《正统论上》和《证统论下》)，阐明“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具体到三国史，他著《魏论》谓：“新与魏皆取於汉，新辄败亡，魏遂传数世而为晋。不幸东汉无贤子孙，而魏为不讨之仇。今方黜新而进魏，疑者以谓与奸而进恶，此不可以不论也……夫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晋尝统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则魏进而正之，不疑。”⒄
紧接着编年纪事体之《资治通鉴》纂辑，使三国历史系统化，司马光显然受到欧阳修的影响，在《资治通鉴》卷六九《魏记一·文帝黄初二年》中“论正闰”，说“乃汉宣倾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其事之先后。据汉传於魏而晋受之，晋传於宋以至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於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难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之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绍汉氏之遗统也。” 欧阳修这下捅了一个马蜂窝。首先发难的正是他的门人章望之。中国史学的“正统”之争，可以说由此而起。⒅《资治通鉴》修撰这段历史的主要助手是刘恕(字道原)，他直接批评司马光道：“然汉昭烈窜巴蜀，似晋元。吴大帝兴於江表，似后魏。若谓中国有主，蜀不得绍汉为伪，则东晋非中国也；吴介立无所承为伪，则后魏无所承也。南北朝书某主而不名，魏何以得名吴蜀之主乎？”(《通鉴问疑》)后世甚至有人疑及司马光“清志粹德”的人品，如明代就有人指他是晋司马氏后人，曰：“余少时尝作《<通鉴>三大失论》一为依陈寿《三国史》，帝魏寇蜀，则失之乱；一为晋魏禅代，不直书司马懿父子篡弑， 自以晋裔而为尊亲讳，则失之诬。”(许自俊《潜研堂文集》卷三八附《<资治通鉴补>序》)
待到南宋理学兴，朱熹修《通鉴纲目》目的之一就是彻底改变司马光“帝魏寇蜀”立场，径以刘蜀继汉为正统，挑起文学上的又一次大论战。周密《癸辛杂识·后集》 (亦载《图书集成》卷一六九《帝统部》)总结云：“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作《纲目》以纠之。张敬夫亦著《经世纪年》，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其后庐陵萧常著《后汉书》，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尽后主炎兴元年癸未。又为吴魏《载记》。近世郑雄飞亦著《续后汉书》，不过踵常之故步。最后翁再又作《蜀汉书》，此不过拾萧、郑弃之竹马耳。”晦庵主张后来居上，占尽上风。可知后世《三国志演义》所以形成“尊刘抑曹”的大倾向，实际上是和儒家道统观与文学观的变迁密切联系的。
这场影响深远之论争，一直延续到民国尚未完结。章炳麟论朱子《纲目》时，谓：“温公《通鉴》於三国则正魏闰蜀，《纲目》反之，以蜀为正统，此晦庵长於温公处。”(《国学略说》)而粱任公论历史上的正统之争时取调和态度，说：“自古正统之争，莫多於蜀魏问题：主都邑者，以魏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为宗子。而其议论之变迁，恒缘当时之境遇。陈寿主魏，习凿齿主蜀：寿生西蜀，而凿齿东晋也。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凿齿时，则晋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说，而仍沿都邑，则刘、石、姚、苻为正，而晋为僭矣。凿齿之正蜀，凡亦以正晋也。其后温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温公主北宋，而朱子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与晋之篡魏宅许者同源。温公之主都邑说也，正魏也，凡以正宋也。南渡之宋，与江东之晋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说也，正蜀也，凡亦正宋也。盖未有非时君所计者也。”(《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卷十二)
众所周知，宋儒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欧阳修被认为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所著《新五代史》也有意效“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陈寅恪先生指出：“古文运动之初起。由於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旨，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应也。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於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法曲》)以今人之见，欧阳修等正是无法处理宋正统与蜀汉之间的关系，自乱体例，所以才陷入了两难境地的。
《春秋》为“经中之史”，本儒生“五经”之一，由于在笔法上寓“一字褒贬”，树立了儒家的价值体系，故孟子有“乱臣贼子惧”的说法。这对於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着中晚唐及五代皇权颓隳、藩镇割据、强邻环伺的北宋而言，自有特殊意义。宋儒创新始於刘敞(公是先生)的《七经小传》，而以世称“三先生”的孙复(泰山先生)、石介(徂徕先生)和胡瑗(安定先生)为理学先导。孙复专治《春秋》，庆历间曾任国子监直讲，著有《春秋尊王发微》十五篇。石介为孙复弟子，著有《春秋说》。其间虽有王安石力贬《春秋》为“断烂朝报”，新政期间摈斥出九经，但南渡后宋高宗第一件大事，就是复请程颐弟子胡安国为他讲授《春秋》。这事来得如此急迫，以致有人说闲话“不管访秋，只管《春秋》”(《宋稗类钞·搜遗》四十)南宋末朱熹大倡《春秋》“尊王”之说，同时理学又相继盛行於金元儒生之间。有趣的是，元代为关庙志碑的郝经，也是二程一脉的理学大儒，被称为“元朝文天祥”⒆。
明清定鼎，朱著作为钦定读物，成为科举制度的教材和考试标准，胡安国之《春秋》传注，也被皇帝指定为凡业《春秋》一经的士子所必宗，故《三国志》裴注所引《江表传》之“(关)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即大得士子青睐，明清两代士子屡有关羽托梦解题之说，甚至被奉祀为“文衡帝君”(考试神)，亦当缘此而来。万历时朝廷循道士之请敕封关羽，儒家自然会顺风抬举，不置异词了。⒇
既然理学正统观和春秋大一统的原则，否定了曹魏以诈力霸术得天下之奸伪，肯定了刘蜀兴复汉室的努力，那么诸葛亮《隆中对》的大战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必然会得到进一步认同，检讨关羽守荆州的成败，则他坚决执行《隆中对》的方针，兵出宛洛，“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锋”的努力自然得到充分赞许，而计较得失，坐观成败，偷袭荆州的孙吴也就被认为是汉贼(参《关帝志》卷二朱熹《修 <后汉通鉴>考辨》)，被绑上历史的耻辱柱。从整体后果看来，作为系刘蜀事业安危成败于一身，并且首先为“兴复汉室”这一信念殉身的关羽，必然在理学正统史观中居于显著位置。这就是诸葛亮与关羽最终在这场历史观的角逐中双双胜出的奥秘。
另一方面，在大兴纲常之论后，关羽刘备张飞之间“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特殊君臣关系，以及他们为共同事业先后献身的史实，也受到宋代以来市井小民的特别欢迎。关羽的忠贯日月和义薄云天，正因应着统治层面和市民社会，或者谓之正统社会与江湖社会的双重要求，可谓上下逢源。虽然原其初始实起於唐宋，盛行於金元明清的小说戏曲与佛道科仪夙有渊源，但予其价值体系最大和最终影响的，却仍然是儒家。无论是苏轼转述的北宋“说三分”的情况，还是元杂剧中《关大王单刀会》等剧目，直至《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和毛宗岗父子的整理评点，无不浸润着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心血和成绩。也正是通过将近千年的戏曲小说创作、传播和浸润的反覆互动，才最终沟通了上层“文心”和下层“里耳”，达到这样奇特的功效：
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警世通言》明豫章无碍居士叙)
倘若没有这样的沟通互动，明清之际江南带有“全民抵抗”意味的殊死抗清就不可能发生，更不必谈现代日寇侵华，中华民族的全民奋起了。民国武圣崇祀的是关(羽)岳(飞)。
最后还有一节不可不言及者，理学本三教圆融之儒学，正如禅宗为三教圆融之佛学，道教南宗为三教圆融之道家一样。“尊鬼神”上理学也作出了明确的让步，(21)《易·观彖》云：“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22)钱钟书云：“按《礼记·祭义》：因物之精，制物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可申说此二句，古人政理之要言也。”(23)复言：“左氏记贤人君子之言鬼神，即所以垂戒劝。”(24)如朱熹编《二程遗书》即屡道鬼神有无的问题：
问：鬼神有无？曰：待说与贤道没时，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说与贤道有时，又却恐贤问某寻。(卷三《谢显道记忆平日语》)
又问：《易》言知鬼神之情状否？曰：有之。又问：既有情状，必有鬼神矣。曰：《易》说鬼神，便是造化也。又问：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何也？曰：气之蒸成耳。又问：既有祭，则莫须有神否？曰：只气便是神。(第二十二卷《伊川先生语八》)
这就打破了孔子以来的沉默，为代表儒家价值系统的历史人物从容进入“神”的行列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关羽所以能在清代成为护国佑民的全民性神祗，实与理学观念关系甚大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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