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里的公共场域是从文学世界的公共场域演进而成；透过大众舆论的媒介，此一公共场域使国家得以了解社会的需要。」﹙Habermas 30-31﹚

「改革是如何将冲突凸显，使之更为易见的问题，而不仅是针对利益或机构的僵滞。从这些冲突与面对之中，新的权力关系必然崛起，其初始、暂时的表达将会是一种改革。」﹙Foucault 156﹚

本文拟探讨近十年来台湾报纸副刊内容及版面的转变，尤其针对大量涌现的社会评论及文化研究论述，观察它们何以能压抑、取代了文学、传记、武侠、旅游等传统表达形式。透过文化研究的方法，我想对副刊的生产、消长、社会参与等角色，提供初步的分析与反省，并将这些新兴的评论文章界定为－－为现时﹙与现实﹚而写﹙writing to the moment﹚的实践批评﹙practicing criticism﹚，进而就其可能投射出的新权力关系作简略的评估。我不打算在此提及某些特殊篇章，也无法涵盖各种报纸副刊，大致上只是以不偏不全的方式，试论几个大的转变及其意义。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些评论在「产业化的公共场域」﹙industrialized public spheres﹚中如何制造出阅读社会文本及身体的欲望，如何以其文字达成实践批评，发挥社会及政治功能；同时，我也想藉此一主题，管窥边陲文化的知识分子如何在跨国信息所构成的新殖民与后殖民之交织网络中进行其拨用﹙appropriation﹚与跨国本地化﹙translocalization﹚的文化生产活动。﹙注一﹚拿这两大线索作为根据，本文想谈底下几个面向：副刊的转变与教育、政治、媒体、次文化发展的关连；本地双语知识分子引介当代文化研究成果的微妙位置及其矛盾修辞；专业及大众知识的互通声气与其潜在冲突，也就是学院菁英与激进人士在打破高、低或上层与通俗文化之分野时，如何被他人定位的问题；乃至于公共议题﹙public issues﹚与知名度﹙publicity﹚所造成的作者与阅读社群之间的互动与张力，及随之而起的文化性别、族群、阶层、价值认同与社会作用等。

有关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及其方法，已有不少论述﹙如Hill；Johnson；Leitch等﹚。最近出版的文化研究读本更是纷纷以大量篇幅，将英、美、澳、印及其它地区的成果加以汇集﹙如During；Grossberg；Turner 等﹚，显示出文化研究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已成为显学，不但是一些出版社的主要兴趣之一﹙最可观的是Routledge, Westview，连以往较保守的大学出版社也开始成立文化研究丛书系列﹚，俨然是学院里的百灵丹。不过，也因此，文化研究的具体对象及方法变得过份浮泛。但是若以较正面及实用的观点来看，文化研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相当重要的学术潮流。比较文学者学者巴丝内特﹙Susan Bassnett﹚认为文化研究的兴趣及其历史意义，可说是与比较文学在十九世纪的盛况十分类似，均是面临时代的大变动，针对文化、语言、国家、历史与认同等概念的转型，提出跨科际的方法，修正既有的研究领域及其题材﹙45-47﹚。

霍尔﹙Stuart Hall﹚及杜灵﹙Simon During﹚等学者均以50年代为文化研究﹙或说正确一点，英国文化研究﹚的起始期，并以何伽特﹙R. Hoggart﹚的著作如 The Uses of Literacy﹙1957﹚，威廉士的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1958﹚，甚至较晚出由汤普森﹙E. P. Thompson﹚所写的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8)，为早期的代表作。不管是以政治、经济、阶级及教育或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这个时期的文化研究者实际上在方法与旨趣上并不相同，虽然大致上他们对历史、政治的特殊脉胳及对社会上正统合式的「霸权」均持确实而批判的观点。杜灵在他所编的《文化研究读本》之〈导言〉中，对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有精简的介绍，他也评论及霍尔的「文化」及「结构」论，认为那种划分法太过简单﹙5﹚。无论如何，50年代至70年代，文化研究者逐渐脱离阶级与社群生活文化，而迈入对支配性的大体系加以分析、批判，成为大趋势。这种变化一方面与早期反对「大传统」、文化菁英论者﹙由Arnold到Leavis等﹚，同时劳工阶级受教育普遍提升、消费行为逐渐转向文化形象及其意符系统的情况有关，而经过60、70年代结构主义的洗礼，80年代的后结构思潮冲击，90年代跨国信息的流动，后来的文化研究则变得多元化，多元文化，族群，后殖民、计算机组合信息﹙cybernetics﹚，同性恋或性别论述成为文化研究的主流，阶级或支配问题遂慢慢由其它问题代替，这种演变的分水岭是70年代中期的新左派政治及其环球文化经济所依赖的新保守主义或国际本土政策。这些阶段性的变化非本文所能触及；不过，若以台湾副刊版面的变动史来看，其中颇有一些类似的历史发景，特别是教育普及后次文化的形成、新兴社会运动（尤其学运与妇运）的分化与复杂化，使得一些文化研究者转向副刊，试图另辟空间，发挥其文化批判（通常无法是社会改造）的作用。（注二）

副刊在欧洲﹙尤其英国﹚18世纪的公共领域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它所引发的文人舆论及文化讨论，转变了中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概念，不过，一如哈伯玛士﹙Jurgen Habermas﹚所分析，文化讨论的报刊形式后来被个人消费及大众媒体取代，被营造出的公共议题﹙manufactured publicity﹚及不再公共而只代表某些团体利益的「舆论」﹙nonpublic opinion﹚搭配了财团及威权式民意主义﹙populism﹚或多数决的投票行为，便产生了政治性的操纵与扭曲，从此舆论的发表与争辩转变为传播、广告、垄断。内格特﹙Oskar Negt﹚与克鲁格﹙Alexander Kluge﹚称这种公共领域为「产业化的生产公共领域」，以其感官与意识生产的机构，透过消费与广告的脉络，将个人的欲望，生产过程及生活脉络﹙the context of living﹚加以含纳﹙13-14﹚。副刊的文化评论功能逐渐转让给传播媒介、公共电视或有线电视、电影，使既有的同质或同时性阅读与争辩﹙或以Benedict Anderson的话说是由印刷资本所形塑的想象社群认同感﹚转为多元化的播散，在中产与劳工公共领域，公共议题与私人消费，资本收编﹙real subsumption under capital﹚与拒绝形式之间彼此协商、交混，构成日常生活中多重身份融合的相对公共消费及拨用之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of counterpublicity﹚﹙Hansen xxxix-xli﹚。

中国在十九世纪以降，于各种报章杂志，便衍生了副刊及文化评论的传统，这个传统也在华人地区继续发展，李欧梵教授曾提及鲁迅与其它文人对副刊文化的影响，以至于晚近港、台副刊的变化(Lee)。他的重点在文化批评的传承，因此是以现代性(modernity) 为参考架构，旁及出版物对社会文化的斡旋媒介功能(print mediation)，而且也触及新兴大众传播的地位。顺着他的思路，我们可将台湾副刊上的文化评论与现代中国文学、文化表达加以联贯，看出其中的传承与转变，同时可用一些政治、文化的事件，去补充其细节。台湾报纸上的副刊传统已行之久远，而且发挥相当大的文教功能，五○至八○年代初期，纯文学的创作（尤其短篇、中篇小说、诗与散文）、传记、武侠、旅游或异地文化介绍等文字是副刊版面的主体，解严前后则开始起变化，一方面是社会多元化后，文学已比不上其它信息、娱乐媒体（尤其有线电视）来得吸引读者（大多是国中或高中学生、上班族或家庭主妇），另一方面则是政治评论在解严前后已显著增加，读者对文化、政治信息的需求扩大，传统的文学副刊无法再满足大众的社会参与感。当然，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威权式与封闭式的统治体系已逐渐变形（虽然并未消失），信息的封锁情况已随着有线电视、卫星电视节目的暗中活动，以及在野党的地位提升，慢慢开放。早期右派政权与非政治性的文学活动之间的共谋关系遂随着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的公开讨论而日益明显。在报纸解禁之前，事实上，军公教之外的子弟（如商、工、农的后裔）已逐渐受到普遍良好的教育，他们对政治的顾忌比起父母那一辈而言较不自我检查(self-censor) ，而军公教阶级的眷村、宿舍及其生活脉络结构已改变，教育及经济水平使得统治或协助统治阶级与一般劳工或中产阶级的差异逐渐消减，省籍、阶级意识也随之削弱，教育使得出身、户籍、环境这些因素的份量降低其影响力，经过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庸俗化后，升学主义、补习文化、次文化的反抗少年团体、社会功利作风逐渐崛起，再加上工商界中小企业的起飞，使得阶级成为贫富之差、教育程度及其年代（generation）之分野，不再是传统以父母（尤其父亲）家世为准的区分方式。在这个时期，台湾人或中国人的认同问题反而成为公共的议题，而不再是以反共为主的打压本土或乡土意识。文化已从某种阶层、族群由上往下透过教育与国家机制所强化的国粹与菁英文化转变为对流的大众文化，同时随着消费行为的扩张，跨国信息反而因台湾离开联合国的边陲地位更加具有支配性，因此，对台湾外来政权所赋予的支配体制及由外国文化商品所产生的「霸权」效果，正是八○年代中期新兴评论崛起的主要诱因。这一点与英、美文化研究由五○年代的阶级、社群文化迈向七○年代的霸权批判有若干类似之处(During 4-6)。

摊开目前副刊来看，很明显的，即使连《联合报》、《青年日报》或《中央日报》，纯文学创作的篇幅已大量被各种文化评论或文化研究的论述所取代，这种情况又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自立早报》、《民众日报》、《中时晚报》、《联合晚报》、《自立晚报》更为显著，〈人间副刊〉及〈时代副刊〉里的文化研究论述不但在平时便比纯文学或传统副刊文字占较多的版面，星期六、日的扩大版更几乎全是书评、世界文化及本土文化论坛，而每月定期推出的台湾、中国大陆社会、文化、媒体等面向之「体检」表，则由文化研究及其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执笔。《自立早报》的〈大地副刊〉往往固定由某些作家及文化研究学者执笔，在1993年上半年《自立早报》推出的假日及周一扩张副刊版面更以〈新论坛〉、〈新人文〉、〈新舆情〉、〈读书生活〉、〈焦点对谈〉一共八至十页的篇幅，将文化研究的成果软硬兼施，带进了副刊的领域，这种大手笔的改革作法居然维持了几个月，后来才以浓缩的方式放入〈大地副刊〉，而〈读书生活〉则仍继续，不断推出殖民、后殖民、性别、同性恋、种族身体、族群意识等论述的介绍与评论文字，其作用类似于《中国时报》每周四推出的〈开卷〉版。至于其它报纸的副刊也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原住民文化议题、台湾文化、乡土文化及文学等，充分显示传统的副刊形式已随着阅读社群结构的变更而全面革新。

此处，阅读社群（或阅读大众）的结构性变动是指副刊读者已不再限于中学生、家庭主妇或一些透过副刊找到娱情悦性的教化作用者，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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