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副刊中具大幅度的文化评论或文化研究，可能是因为报纸各版面有不少社论及民意论坛，(注二)副刊也跟着起变化，也有可能是由于那些喜爱轻松文学与娱乐的读者已在有线电视的节目、电玩、漫画、言情小说等找到替代品，或者甚至可说副刊是对政治解严后的开放气氛作善意的响应。不过，这些充分条件都不足以说明副刊何以仍维持某副刊的形式，也就是仍继续其文学公共场域，而不变为政治的公共场域？或者，如欧美的一些报纸，仅在特定的周日或周五，刊行文艺性的篇幅？负责副刊的人也许会说台湾的报纸副刊编辑、主编多是诗人或文学家出身，因此坚守副刊的阵容，只是将他们的文学公共领域扩大，含纳了新兴的文化研究论述，并且以这种新兴论述放在纯文学的副刊传统架构之下，避免文化研究的文化「政治」性及官方检查或禁闭。若以台湾的白色恐怖阴影尚未完全消除的情况而言，文学副刊的改头换面，以副刊附属而非政治的地位，行使社会与政治评论，自然是有其历史、文化涵意，然而这只是部分原因。比较前进的人士也许会说是文学已死，因此文化研究取而代之；但是，副刊中的文学成分仍不低，各大报的文学奖也不断在副刊上刊载，何况文化研究者有相当高的比例是出自文学的背景，而在英美大学的英文系与比较文学系更将文化研究推至更细致的领域，目前最活跃的文化研究者即有不少出自文学（如Andrew Ross, Michael Warner 等）。另外，我们也可以拿跨国知识分子的流动或环球文化经济在种族、财经、科技、意识型态、影视等层面所构成的外地与本土文化互动与辨证（Appadurais; Dirlik）来解释何以这些副刊编辑及作家大多是双语知识分子，能以母语之外的文字吸收或撰写理论，同时又想从本土的副刊传统中发展出「在地的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 from within），将半学术或半专业的评论视作一种「创作」。以上这些都可能是原因或相关的因素。

事实上，我们若拿李敖、龙应台、南方朔来代表副刊文学在不同阶段的变化，更能看出这种由历史、政治的大传统（中国大叙事体）中剔出批判的因素，藉此切入现代社会的领导人物及其政治谱系，是一种考掘、挖疮疤的论述，乃是由《文星》、《自由中国》、《大学杂志》及报章副刊在50至60年代的反统治、反支配写作方式，其观点基本上是由远而近，以明史、资治通鉴等历史材料为背景，挖出目前统治阶级的问题。其次，则是以西洋文学、文化为借镜，抨击台湾社会的偏狭、缺乏创意，以奥林匹克圣火乱窜所激发的野火，将本地文化烧得差点变浴火凤凰，这种批评的主要根据却是新批评及混杂的实用批评。然后，是所谓的后现代与后殖民双语知识分子时代，学者将欧美文化研究及最新的信息纳入台湾的政治、社会脉络中，针对台湾文化的流动性（fluidity）及诡异性（或非理性）提出既由外来但又在地的批评，随着社会问题的呈现便提出各种适用的理论或相关的事件来应证：东方主义、市民社会、拟仿现实、魔幻写实、殖民论述等等，而且通常在批评对象尚在发展或余温犹存时，便针对现时而写，令人立刻有社会参与的热情，但同时又有旁观者的批判快感，十分酷。

在 60、70 年代的副刊评论中，总是某些政治人物或文坛领袖（如夏志清、徐复观、颜元叔等）被批判、挖苦、揶揄，但是从 80 年代中期以后是整个社会及其身体的各部位（如舌、胃、脑等）成为检验的对象，文化生产及消费是就社会拟仿现实去制造信息的译码（decoding）及再译码（recoding），以便读者大众的知识欲求及其参与或旁观的行为可释出快感，以实时性（contemporaneity）与共同经验的组织性及可见性达成阅读社会文本的满足感。例如波湾战争的媒体战分析、美国第一夫人的发型与衣饰、流行音乐、上映电影或老电影评价，乃至生命共同体观念的解剖，南向政策的呼应与反省，或以一些田野调查为准的城市生活例证，政治人物的「给我报报」，新书评论等，无不立刻对现行的事件提供热情的报导，冷静而时常是暴炸或魔幻式的分析，虽然是以专业知识为出发点，却将文化研究的方法融入文化批评与日常生活批判之中，使学院论述的严肃性降低，同时不断以非正典或通俗文化中的素材，去接触社会大众，但是又往往于简化专业知识之过程、将之大众化中，投射出专业的权威，以便作者的学术典范（也就是欧美文化研究理论）创造出阅读的欲望，让作者的知名度与作品所处理的公共议题形成某种共谋的关系，彷佛透过阅读活动，社会中正在形成的共同经验或生活脉络已经被一些专家加以组织，进而产生某种共识，可用更清楚而具批判力的观点去解构或重组社会现象。

专业知识的形象投射及其当下发现并组织社会共同经验的才能，乃是成功的副刊作者及文化研究者必备的条件，否则他（或她）只能打游击战，很快便被阅读大众所遗忘，或者不断以笔名、化名进行非主流（所谓的「边缘」）战斗。事实上，有不少学院或半学院人士常以笔名写较不具专业性质的文章，以歇斯底里或不太正经的方式，调戏一下国家机器、玩弄两性关系，但是又会以真名（并加上学院头衔）谈较正式的议题。这种专业知识与大众知识的互通及彼此疆界的交混或重新建立乃是副刊作家多元面目（personae）的一个要点，藉此形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生产与消费关系，制造出对方渴求知识、社会参与之欲望（the desire to desire），同时满足了作者的想象式社会参与，假设他人的热情阅读，并以镜映的自我凝视、跨出学院的藩篱，与群众站在同一阵线。有趣的是，文化研究者虽打破高、低或正典与通俗文化之分，他们在副刊上的论述却投射出学院的权威，一方面与现时社会靠拢，另一方面则依赖既有的专业知识与大众知识之分野，巩固并复制了学院论述的效验（参考Bourdieu, et al.）。个中的原因是其行文所采用的术语、参考架构往往来自欧美文化研究或性别研究的理论，透过这些被拨用或「跨国本土化」（translocalized）的词汇与观点，本地的某些共同经验及其隐而不彰的层面才得以被人发现、阐明、修正或改革；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欧美文化理论一但发挥其说服力与诠释社群的权威之后，却往往被学者视作文化帝国主义的殖民霸权，作者于拨用「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形成的第三世界理论）之观点后，立刻采取后殖民的立场；或者是以跨国本土化的矛盾策略，将欧美文化理论拿来运用并加以转化，一如本地的肯德基鸡块是美国的架构放入土鸡身上，或可口可乐在本地以美商处方复制一般。

不管是采取后殖民或跨国本土的修辞与批评策略，双语知识分子常表达出既依赖但又力求独立的情节，这种情节又因为台湾人仍重视教授专业，以致于引发了另一种情节：学者既渴望社会参与，又试图维持其学术论述的地位，或者换另一种观点来说，读者渴望透过阅读专业的文化评论，能产生大众知识、组织共同经验，但又敬重学术权威，要求学院论述坚持其发言位置。由于这两种矛盾的情结，副刊上的文化评论虽揭橥公众事物（publicness）但却同时投射出操纵众人的公共名理（publicity），因此尽管在表面上触及国族、文化、社会、族群、性别认同及其价值的改造，实际上这种副刊上的批判文字只构成「产业化的公共场域」或「被操纵的文学公共场域」，随着读者个人的需要及其阅读习惯而被消费，并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行动或政治集体意识。在有线电视发达的时期，观众可自由选择、参与，而副刊上的文化评论会如雨后春笋，在这个时期崛起．可能是得从观众消费去了解，而不是纯从文化评论的生产去分析、领会。

瓦纳（Michael Warner）与泰勒（Charles Taylor）在他们论及公共领域与文学阅读社群的关系中，均指出文学公共领域来自非常重要的修辞与伦理上的「无我」或「大公无私」精神，而且他们认为即使有文学舆论园地，并未必能产生公共领域与道德意识。只有在某些社会、宗教、文化脉络之中，透过文学创作与其阅读活动所缔建的抽象、超现实利益之共识，才能形成泰勒所谓的「形上议题公共空间」（metatopical common spaces）与其自由、开启、无我的公开讨论。在这种文学公共领域里，作者的「我」变成没人格、去利益的大我，因此是脱离个人、不致操纵他人的「非我」。就目前台湾新兴文化评论的社会关怀而言，其现实批判的意味似乎强过公开讨论与形成共识的作用，尤其在行文中所广泛引用的批评词汇刻意吸引某一类型的读者（而非大众）造成了区分（distinctions）的社会文化心理，反而更难达成共识，发挥文学的公共领域作用。

我并不想贬低副刊上文化评论的地位及其影响力，但是观察阶级与族群的疆界消除，次文化及消费行为的普及，乃至旧有台湾意识形态的余留成份等现象，也许我们对文化研究此一学院论述在副刊上的发展及其潜能不宜过于天真，反而应采用文化研究本身的历史观，清理出副刊作者与读者的生活脉络，看他们如何与当代台湾的大众媒体、公众文化（public culture）彼此交织、牵扯，并且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去了解社会文本如何被重新译码，并透过复杂的生产、行销机制被大众所消费。面对台湾逐渐形成的投票行为及威权式民意主义，副刊上的文化评论也许只能像傅柯所说得不断凸显他人与本身的冲突、矛盾，藉此产生新的权力关系及改革的可能性。

注释

1. 有关「实践批评」的概念，请见参考用书中 Foucault。本文基本上是用 Habermas 及 Negt and Kluge 有关公共领域及消费的论点。至于 translocalization，则请见 Dirlik 及 Rob Wilson 正付印的 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Duke UP) 前。

2. 文化研究之崛起，往往被认为是法国学运、英美社会运动、德国劳工运动失利之后，学者以「霸权」针对而且取代了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因此被诟病为「政治上无伤大雅」或「政治上最安全」的纸上批判。这种见解相当流行，可见 Charles Taylor,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Princeton UP, 1992）的编者导言。放在副刊的脉络中，文化研究的作用得与「副」刊的附属地位及其长期以来提倡非政治性的文学创作此一历史效验相互对照。许多副刊中的文化研究者也参与社会运动，但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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