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世纪引领中国都市文化潮流并具有特色的地区主要有：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它们被称为“海派文化”；津京地区，它们被称为“津京文化”；香港及其周边的广东地区，它们被称为“港派文化”。在这三种文化的孕育下，中国20世纪通俗小说此起彼伏地形成了三大波段，形成了海派、津派和港派小说。这三派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各有自己的特色。文章认为尽管这三派小说的特色是多方面的，其总体特色应该是：海派小说完成了通俗小说的市场转型；津派小说构筑了通俗小说的地域特色；港派小说有着更多的现代国际视野。在这三派通俗小说的共同打造下，中国通俗小说进行了现代性的改造，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型的通俗小说。 秉承了通俗文学研究专家范伯群教授衣钵的汤哲声教授，一直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领域里勤奋笔耕。文章以通俗文学史家的眼光，将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分为海派、津派和港派进行研究，并将其置于不同地域文化的背景展开分析，既分析它们之间的关联，更研究其各自的特色，认为这三派共同完成了中国通俗小说的现代性改造，在宏观的视野中有独到的见解。

【关键词】 中国通俗小说/海派/津派/港派/20世纪

 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作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和天津、香港。由于地域的特点，作家的创作风格很多方面显示出一致性，因此他们分别被称为海派、津派和港派。这三个流派的作家不仅作品众多，而且此起彼伏地成为引领中国通俗小说创作的排头兵，因此，了解了这三个流派，也就了解了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创作发展变化的总体特点。
    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创作是从清末民初的上海开始的。最早是吴趼人等人的具有新闻体色彩的“谴责小说”流行于上海，之后，是“鸳鸯蝴蝶派”作家登上文坛，其中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作家最有名，这五个人也被称为“鸳鸯蝴蝶派五虎将”。他们的创作构成了海派通俗小说的风格。
    在“五四”新文学兴起的时候，这些作家作品曾经受到严厉地批判，新文学作家将其斥之为“守旧”的、“封建”的文学。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严格地说，他们应该是一批继承着中国文化、文学传统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显示地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在新时期的延续。这些作家大多是在科举场上爬滚过多年的中国传统文人。他们小说中的价值观念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这是他们所恪守的做人的标准；小说风格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笔记体”或者“话本小说体”。如果不是简单地排斥中国的文化、文学传统，而是将中国传统的文化、文学看作为与“五四”新文学引进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学风格并行的文化、文学类型，这些通俗小说的“海派”作家应该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开创者之一。
    “海派”通俗小说作家对中国文学创作的生产体系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在中国，文学创作从来就是一种闲暇之事，是作者抒发理想抱负、遣愁抒怀的工具。“海派”通俗小说作家将文学创作改造成一种事业，并且走进了市场。这些“海派”作家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们是小说家，又是中国最早的报人。新闻工作的经历和操作方式对他们文学创作生产体系的改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闻刊登在报刊上，小说也刊登在报刊上；新闻写作有稿费，小说写作当然也有稿费；新闻写作需要“读者效应”，读者多，报纸销路广，记者就成为了名记者，小说创作同样需要“读者效应”，读者多，报刊的销路广，作家就成为了名作家。既然记者是一种工作，新闻是一种事业；作家自然成为一种工作，写作自然成为一种事业。根据现有资料，当作家在当时经济效益还不错。更何况这些作家都笔耕不辍，同时为数份报纸、刊物写稿，其收入是可想而知的。既然创作文学作品的收入不菲，是一个名利双收的职业，作家也就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行业。中国的职业作家就出现了。
    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的职业作家。他们不同于鲁迅等人将市场作为生存的手段进行社会启蒙和思想启蒙，而是完全将市场视为能否生存的生命线。他们也进行社会批评，依赖的是市场所提供的现代传媒。现代传媒代表着相对独立的“公共舆论”，它给作家们相对独立的人格空间。在传媒手段完全市场化的前提下，职业作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政治观念表明自己的生活态度。清末，通俗小说作家们对官场的腐败嬉笑怒骂；民初，通俗小说作家们反对袁世凯复辟；1920、1930年代，通俗小说作家们抨击社会乱象，嘲讽军阀政府。“海派”通俗小说作家们能够从各自的文化立场和做人的标准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评，没有相对独立的经济空间根本不可能。他们把文学创作作为谋生的手段，为了活得更好，他们就必须使其创作服从于市场(尽管有些不甘心)。他们的文学作品有着更多的“市场气”。在市场地逼迫下，作家们很容易使得文学创作跟风走、庸俗化；但是它又促使着作家们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他们要拼命地写好，也拼命地花样翻新，道理很简单，写得不好，总是老花样，就没人看，没人看就没有人请你写，也就没有了钱。于是，我们看见了“海派”通俗小说在受到新文学批评之后，不但没有衰竭，反而在1920、1930年代走向全面繁荣。从民初的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全面地扩展至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滑稽小说各种文类。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小说创作中的社会批判明显加强。1920、1930年代的上海不仅是中国经济的中心，还是新文学创作的中心。在上海创作小说，要想得到市场，没有“新”的气息就不行。举个例子说明，早期的张恨水以创作社会言情小说为主，他创作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前两部创作发表在北京，后一部创作发表在上海。《啼笑因缘》不同于前两部的最突出的是两点，一是写了社会压迫，二是建立了人物中心。小说所展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沈凤喜等人的性格悲剧。这两点正是新文学的特征，张恨水将之纳入通俗小说的创作之中，将中国通俗小说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是张恨水自己的努力，也是上海创作气氛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到我写《啼笑因缘》时，我就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1] (P254)通俗小说的这些变化可以说是来自作家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动，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市场的需求和市场的动力。
    1920、1930年代京津地区也有一些通俗小说作家作品，如张恨水1920年代在《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上连载的《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等小说。但是和上海地区的通俗小说相比京津地区始终形成不了气候，因为京津地区始终缺少一个作家群。这种状况到1930年代后期才有很大的改变，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群在京津地区形成，他们的作品构成了20世纪通俗小说的“津派小说”。① 津派小说以其浓郁的地域特点展示它的特色。
    燕赵之地多豪气。武侠小说是津派小说的强项。李寿民(还珠楼主)、王度庐、白羽、郑证因、朱贞木可称为此时武侠小说五大家，也是“津派”作家群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中国武侠小说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1930年代后期他们将武侠小说从“江山意识”拉入了“江湖世界”。小说价值取向的转变给武侠小说带来的最大好处是拓展了小说的传奇空间。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以传奇取胜，在“江山意识”的要求下，武侠的传奇性只表现在武侠人物的行为动作上。武侠小说转向“江湖世界”后，武侠的传奇性不仅是行为动作，还有他们的生活环境。神秘的深山古刹、险峻的丛山老林、荒凉的戈壁沙漠、古怪的水中小岛，这些是武侠人物生长的地方，也是他们打斗的场所。传奇环境的拓展，明显地加强了武侠小说的纵深感。同样，在“江山意识”的要求下，武侠人物再神奇，也是次要人物。当武侠小说转向“江湖世界”后，武侠人物就成为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世界、心理变化、性格脾气成为了小说不可缺少的描述内容。朱贞木1940年代发表小说《七杀碑》，又将武侠小说与历史故事结合了起来，使得武侠小说历史化，又将武侠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武侠小说在江湖世界里增强了小说的传奇色彩，但故事有一种缥缈之感，以历史事件作为背景，不管武侠故事如何传奇，它都有了“根”，给人以真实之感和厚重之感；武侠小说的历史化，实际上是从江山之中写江湖，江湖故事围绕着江山的更替来写，不管故事是如何散乱，它都有了一条稳定的线索，犹如一根藤上的瓜，不管瓜结在何处，它们都是这根藤上的；以江山为背景写江湖故事，江湖故事也就有了廓大的表现空间，它可以由于政治家的阴谋将江湖故事写到宫廷里去，可以由于结党结社将江湖故事写到高山野林之中，当然，也可以根据民族矛盾将江湖故事写到边区异域里去。武侠人物走入江湖，确立了武侠小说的文体特征；武侠小说与历史“攀亲结故”，武侠故事有了更多的“根据”，武侠小说也就有了无穷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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