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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海派、津派和港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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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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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作者为了说明天津为什么被称为“小扬州”，就竭力地写天津的喧闹和繁华，小说“津味”十足。如小说开始时对天津城市的描写、秦虎士眼中的“南市”、江湖戏班子的生活实态……这些土里土气、原汁原味的描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天津的地域特色就有天津地域特色的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混混”。写天津“混混”最出色的作品是李燃犀的《津门艳迹》。“混混”并不像人们所想像中的地痞流氓，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阶层。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乡邻排忧解难，热心于公益工作；也有些人讲义气，不怕死，敢出头，平时多吃多占，关键时候也敢为民办事；当然还有为数众多的依靠官府，欺行霸市，滋扰乡里的“混混”，他们是地方的黑势力。这部小说就写了这些不同的“混混”不同的行为以及他们互相的争斗。小说在写现实生活的同时将一些历史、掌故、轶闻、趣事穿插其中，处处透现出地域的韵味。
“北派小说”也有“市民小说”。与上海的“市民小说”善写城市的店员、家庭妇女、小商小贩以及妓女略有不同，北派的流行小说写城市的小知识分子形象特别生动。在这方面表现得最出色的是耿小的。耿小的肄业于北京师大，长期担任职员或者教师工作。他在1940年代以小职员和中小学教师为主人公在报纸上连载了30多部流行小说。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揭露那些“小衙门”和“小学校”的乌烟瘴气的黑幕以及混迹于其中的那些小知识分子的卑琐的人生。正如他在《行云流水》开头所说：“我写小说的意思，以是暴露官场上的一点黑暗，而这点黑暗仅今写了万分之一而已。……这部《行云流水》仍旧是写机关的女职员们，自然故事没有影射，起始仍要写位科长……实际上也许是局长，也许是会长，也许是校长……”科长、局长、会长、校长以及他们周围的各色人等如何地骗人骗钱、投机钻营、虚伪弄巧、不学有术就构成了耿小的笔下的一个个灰色的人生故事。
自张恨水在上海发表《啼笑因缘》之后，他的创作中心就开始了南移。1940年代京津地区写言情小说最有影响的作家是刘云若和梅娘。与张恨水一样，刘云若也是报人出身。他创作的言情小说也和张恨水相同，将社会和言情结合在一起，走的是社会言情小说的路子，因此刘云若也就有了“小张恨水”之称。与张恨水小说不同的是，他缺少张恨水小说的社会广阔性和政治敏感性。他的小说描写的一般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故事性很强，生活气息很浓。人物描写更为细腻，在“小处”见工夫。梅娘是接受新式教育的女作家。1940年代中期她在北京创作了很多有关女性婚恋生活的小说，其走红的时间与上海的张爱玲相同，因此也就有了“南张北梅”之称。与张爱玲的小说比较起来，无论是小说的社会性、文化性还是人物形象的刻画，梅娘与张爱玲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女性特有的心理描写上却胜张爱玲一筹。她特别善于细腻地描写婚恋中的女性心理，哀哀怨怨、款款曲曲，十足家庭少妇情调。因此，她的小说可称为“闺怨小说”。
“津派”小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市地域小说”。作家们就生长在他们所描述的环境之中，地域的色彩渗透于作品的每一个字中，韵味十足。
“港派”文化在中国大陆产生影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电影在中国大陆一时甚嚣尘上；“我的中国心”等香港歌曲几乎成为了1980年代中国人的时尚小调；粤语班一时林立，很多人满嘴“啾啾”。金庸、倪匡、李碧华、亦舒等作家为代表的“港派”通俗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中国大陆。
香港是背靠中国大陆的世界城市，中国传统的文化与世界流行文化混杂在一起，形成了特有的香港都市文化，这样的都市文化很鲜明地体现在“港派”通俗小说中。“港派”小说具有很强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情绪。孤独的英雄、伤感的人生、苦涩的爱情、戏谑的弄臣，“港派”小说的这些现代意识和现代情绪，我们可以在大仲马的小说、莎士比亚的宫廷戏以及美国的“硬汉派小说”、英法的“伤感小说”、日本的“推理小说”等众多的世界流行小说中找到其源泉。忠孝观念、因果报应、恪守人格、发乎情止乎礼等，这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之中夹杂着英雄主义、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无论是悲情还是喜剧总是夹杂着自怜自悼的伤感、愤世嫉俗的孤独和或浓或淡人生宿命等世界性人生情绪。“港派”通俗小说将中国通俗小说创作引领到世界流行文化的潮流之中去。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中将“做人”和“个性”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似乎“做人”就是要坚持传统的伦理道德，而传统的伦理道德就是束缚“个性”发展的枷锁，要想“个性”发展就要冲破“做人”要求的束缚。这种二元对抗的价值观念在“五四”文学中表现得特别充分，并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主题。“港派”通俗小说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再是将两者处于对立的状态，而是将两者处于认同的状态，并从中展示人物形象和性格。例如金庸的小说是以人物成长为线索写人的形象和性格，人物的成长过程是人格逐步健全的过程，也就是传统的伦理道德升华的过程。“做人”和“个性”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互为圆满。“港派”通俗小说的成绩实际上解决了长期困扰通俗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小说创作如何既保持中国特色，而又人物生动，对1990年代以来大陆的通俗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家们都有意地接受外国小说的影响，丰富自己小说的内涵，通俗小说的“港派”作家同样也走这条路。但是，与某些精英小说家不同，他们并没有对自己的小说结构、情节、话语等方面完全进行“西方化”变革，而是在保持着中国化的基础上接受外国小说的影响。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是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将中国传统小说与世界文学沟通起来的作家。
金庸、倪匡、李碧华、亦舒等“港派”通俗小说成名作家毫无例外地都是小说、影视双栖作家，他们作品的红火与影视的推动密不可分。影视创作技巧渗透于这些“港派”作家的作品内。影视创作技巧对通俗小说的创作是把双刃剑，它对小说创作中的时空调度、动作语言、环境描述等都起了积极作用，因此现在的通俗小说情节更为紧凑，故事更加好看；但是情节内涵、语言表述、心理刻画却越来越弱化，语言艺术正在丧失语言的优势，使得当今通俗小说“快餐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港派”作品的模式在当今的中国文学市场上正在强劲地发酵，一部影视剧的热播带来一部文学作品的热销已经是中国当今文坛的惯例。强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促使着当代作家们有意或无意地向影视媒体靠拢，说现在中国的通俗小说就是影像小说也未尝不可。
“海派”、“津派”、“港派”是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三个流派，也是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发展链中的三个环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通俗小说具有怎样的特色，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从“传统型”走向了“现代型”。
注释：
①之所以称为“津派”，而不是“京派”，是因为当时的通俗文学作家主要集中在天津，发表的阵地也主要是天津的报纸杂志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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