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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艺评论的高度思想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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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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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的这支“人民革命军”的指挥者陈柱司令和铁鹰队长来看。
陈柱司令，是地道的农民的儿子，又是共产主义者。他对日本侵略者，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对本国人民和自己的弟兄，却又有着强烈的爱。在“为死者祭”的场面中，面对着眼前又是两位同志的尸体——一个是负重伤致死的队员，一个是由于日寇给予她种种沉痛创伤打击下，呕吐鲜血倒在同志们面前的李七嫂。悲哀击痛了他坚强的心!他向同志们沉痛地呼喊着：“向杀戮我们姐妹弟兄的敌人复仇!”队员们，高高地挥击着手臂叫喊着，垂挂着眼泪。
铁鹰队长本人就是农民，他自觉来参加“人民革命军”，开展和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他杀起敌人来没有温情，对待部属比较严厉。这次当敌人袭击来临，仓猝中，他喝令唐老疙瘩将遭受日寇蹂躏而晕倒在地的李七嫂“扔掉”，唐老疙瘩请求不要“扔掉”，队长没有理会，甚至连他也不顾，率领队伍前进了。可是当他见到李七嫂终于艰难地追赶上来，而且穿的是她情人唐老疙瘩那身军服，掮来的是情人遗下来的枪时，他深深地垂下头，摩抚着李七嫂掮来的枪，眼睛向着人群，又轻轻地流下两行泪水。
这表明了两位指挥者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
其次，看看那个一般农家妇女李七嫂吧。
这是个年轻的寡妇。她凭劳动抚养哺乳中的孤儿。在日寇烧杀掳掠的现实教育下，养成了她敢爱敢恨的可贵性格。在遭受日寇兽性般蹂躏，儿子又被这般强盗摔死后，她昏厥在草地上。当她醒来知道苦难中思念的情人唐老疙瘩为了救护她，交出了枪，请队长枪毙他时，她向情人说：“同志能枪毙你吗?去捡起来，我也要同你们走……我软弱吗?一点也不!”这能不感人吗?特别是当情人去取枪而牺牲了时，她又昏迷过去，一种报仇欲望促使她又坚强地站立起来，穿上情人的衣服，提起了枪，流着泪跪别了情人的尸体；又是报仇的欲望支持她追上去，终于来到同志们的队伍中。这是一个多么不屈的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的倔强的魂灵啊!这是多么美的魂灵啊!这也正是鲁迅评论人物的高度思想要求。
此外，还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一下鲁迅文艺评论中对作品主要人物的思想或性格表现失误而提出的意见。例如对叶永蓁《小小十年》中主要正面人物思想发展过程表现的失误，而提出较高的思想要求吧。
鲁迅在为《小小十年》写的“小引”中对作品的优点，也还是作了充分肯定。但对作品主人公思想发展中明显的缺憾，也还是善意的提出了极其中肯而精确的意见。例如：“……但时代是现代(指大革命时期——引用时附注)，所以从归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鲁迅指出：“但我没有发现其间的桥梁。”
事实也确实如此。作品中主角叶，在作品中是这样说：“到广东去原因，我的意思是对于‘妻’，倘没有积极上相当的方法来解决，我就用消极的办法，愿在广东飘泊下去。”很显然，他的远走广东，完全是为了甩掉家庭为他包办的婚姻——他名义上未婚的“妻”。因此，他的“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方便的小县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婚姻的不自由渡到伟大的社会改革”⑹，这种思想上的发展，在作品中，确实没有写出发展必然的过渡的桥梁。而这却又是塑造一个新的思潮激荡下进步青年思想发展而必须着重描写的关键所在。这是桥梁，失去了这桥梁，人物形象就失去了真实性。
而且鲁迅在《小引》中，同时还指出：“一个革命者，将为人我争解放，然而当失去爱人的时候，却希望她自己负责，并且为了革命之故，不愿自己的一个情敌，……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之前，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这也完全是确实的。在“重上征途”之前，作品主人公叶的全部心力，都用于清理自己身边不让存在一个情敌。情人茵茵虽然一再表白爱他，永远属于他的；可是当她订婚的夫家和自己家双方家长商定近期完婚时，茵茵无可奈何地来信，表示对不起叶，祈望他“另外找你自己的爱人吧”。读了信，恨茵茵，责怪茵茵不能为爱他而奋起反抗。而叶自己呢?却只是纠缠于空头的大道理。什么“人”要有独立的意志啦，什么遇到不愿的事，就要起来反抗啦。甚至说：“所以，茵茵的事情，都应该由茵茵自主”⑺，幸乎?不幸乎?暴露在人们面前的，正如鲁迅严正地指出的：“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虽然也曾“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之前，仍“没有了发见其间的桥梁”。从高度思想要求出发，从主要人物思想发展的表现上说，这确实是严重的失误!
这里我们看到鲁迅从较高思想要求出发，对作品中主要人物每在思想发展有关键时刻，就失去了过渡的必要的桥梁。无疑，这造成了人物表现上严重的缺憾!对这样的人物，作者应该按照思想发展线索来真实地塑造，才能本质地表现“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运的环境。”⑻从这里，明显地可以看出，鲁迅文艺评论的高度思想要求。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作品中主要正面人物，作为“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倾心称赞的，只能是那些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改造世界——改变自己以至民族命运、以及参与革命事业的人民。通过这种高度思想要求的评论，反映出鲁迅崇高而强烈的爱憎感情，并通过这种感情，感染着青年文艺工作者，照耀着他们成长的方向和道路。反之对《小小十年》中主要人物思想发展存在较大的失误，鲁迅从同样高度要求出发，提出严正的批评意见。这意见促使文艺创作者深思，这对中国新文艺创作的发展，无疑是极其可贵的箴言。
三
最后，从作品中故事情节表现的思想意义及其深刻性，来考察鲁迅文艺评论在这方面的高度思想要求吧。
情节在作品中，总的来说，主要是组织材料，反映社会生活，婉转深入地表现作品较高较新的思想意义及其主题思想的。从而它也必然要求能真实地反映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势和主要正面人物思想性格的新因素。
而作品的评论，大都是通过故事情节进行的。只是不同的评论工作者，对情节的思想要求不同，就出现不同的评论。最明显的例子，只从恩格斯对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的评论，表面上就有两种。一种，作品中的这个姑娘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另一种，从较高的思想要求来看，从“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来考察，——“……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⑼显然，对情节表现的不同思想要求，就出现不同的评论。
现在，我们来正式考察鲁迅的文艺评论，在情节表现方面，他是怎样从高度思想要求出发进行评论的。
例如冯沅君的小说《旅行》，是写“五四”时期最初女知识青年(大学生)，突破封建礼教的约束，与情人，为追求自由纯洁的爱情，而向旧社会发起了一场试探性的挑战。她们胜利了。
作品写的是：作者以第一人称“我”为主角，与情人(大学同学)，打着“旅行”的旗号，旷了一个多礼拜的课，费了许多钱，由北京乘车南下，到一个较大的城市，住在高级的旅馆里，缠绵悱恻，谈情说爱一个多礼拜。女主角在旅行结束返校时，深情地说：“这一个多礼拜的生活，在我们生命之流中，是怎样伟大的波澜。在我们生命的火中，是怎样灿烂的星花。”我们且看鲁迅的评论，对情节所表现出的较高的思想意义，给予的高度评价吧。
他是这样说：“《旅行》是……精粹名文，……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她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⑽无疑，在这里，鲁迅作出的评价，反映了作品中情节表现的较高的思想意义。
鲁迅评论的着眼点在：“五四运动直后……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上。这就抓住了情节表现出的思想高度——“五四”时期的时代特征。
首先还是从鲁迅评论中举出的那段情节来看：女主角“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这段“缠绵悱恻”的情节，鲁迅却从中看出新的思想意义，并作出“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的评论。这说明青年们这种新的思想要求，较真实地反映了“五四”时期社会发展的新情势、和人物性格的新因素——一种新的反封建礼教压制的时代情势，和人物性格上新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因素。显然，鲁迅是敏锐而又深刻地从情节表现的高度思想要求出发，称赞了这个作品。
到“旅行”快结束时，情节出现波折。这对情人，厮守在客房这个多礼拜，引起了人们对他们同住的注意，给她情人许多难堪的评语，说他是个大骗子，这使他感到什么都可牺牲，但他不能离开他的情人……；女主角“我”甚至感到大难临头，立即想到两人投到洪涛巨波中去，“我们相抱着向里面另寻实现绝对爱的世界……我不怕，一点也不怕，人生原是要自由的。”在如此强大压力下，她们仍坚持追求——爱是绝对的，自由是不可侮的!新思潮鼓舞她们，向封建礼教，向整个旧社会抗争!
作品写于1923年，这样捕捉主题，这样敏锐表现新时代思潮动向的重大问题，这是以叛逆的姿态向社会挑战!在文艺创作中正面表现这个重大问题的，这篇作品还是较早的，这就是作品精粹而光彩的地方。从这里，我们看到鲁迅评论的高度思想要求，——闪耀着时代的色，时代的光亮!
最后，还让我们又从表现不足角度考察鲁迅为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所作出的评论吧。
鲁迅在《小引》中，对作品主人公肖涧秋来到芙蓉镇中学两个多月的活动情况，是这样说：“浊浪在拍岸……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并补充道：“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⑾从这段评论看，鲁迅对这个人物，在表现上，显然是感到有些不足的。
肖涧秋虽然是个“怀着热爱”，“极想有为”，甚至“常要将自己的快乐反映到人家底不幸的心上去”的青年。而作品却将他的“怀着热爱”，纠缠于去身边杂事，纠缠于对年轻寡妇文嫂母子的关心上(还有与陶岚的纠缠上)。是爱情问题吗?他却又是个“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尽管如此，这也不能见容于那个“交头接耳”的旧社会。于是谣言蜂起，舌箭伤人，而且恐吓信也来了，诋毁和威胁他：“左手抱着小寡妇，右手还想折我梅。此人若不驱逐去，吾乡风化安在哉!”很明显，要驱逐他。这给他带来“不安的大苦痛!”
而且形势对他急转直下：“孤儿病死，寡妇自杀。谣言更多，他更感到形势紧迫。面对这种形势，他不是起来战斗，而是“决心遁走”，终于“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从知识分子道路来说，如鲁迅所评述的，作者也还是写出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显然，语意间是有些感到不足的。这也如恩格斯评《城市姑娘》一样，就人物本身来说，还是写出了“这样的一种典型”，但是就“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看来，鲁迅对柔石《二月》里这个“近代青年”，还并不是他倾心赞许的典型，不是他高度思想要求的典型。诚如鲁迅在《〈二月〉小引》中暗示的。肖涧秋并不是时代的“弄潮儿”，只不过是“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一类人物。问题在于作品没有很好地写出“环境着这些人物的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那么，环绕着肖涧秋并可能促使他行动的环境该是种什么环境呢?从总的社会情势来说，按文嫂丈夫死于攻打惠州城之役的情势，应该是大革命时代的社会情势。就肖涧秋的思想来说，对当时的时代情势也不是毫无感受的。例如他从芙蓉镇遁走后，从女佛山写给陶校长的信中就流露过这样一句话：“人说光明是在南方，我亦愿一瞻光明之地”。可见他对新的社会情势还是有所感受，甚至向往的。而且从肖涧秋的性格看，他本质也还是“极想有为，怀着热爱”。“常要将自己的快乐反映到人类底不幸的心上去”的青年。从这些性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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