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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宗}净化心灵的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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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的千座高原——游牧文化与网络乌托邦

时间:2009-8-8 16:48:47  来源:不详
 在90 年代的历史叙事中,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比尔.盖茨的。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美国青年不仅以神来之笔建立了“微软”霸权,为高科技主宰这个世界增添了一个固若金汤的依据。而且他个人也一跃成为世界首富。因此,即便在以“理想”支撑的中国,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90年代版隆重登场的时候,保尔与盖茨谁是英雄的讨论,在传媒的策划下仍然可以成为媒体与受众关注的焦点。这一“精神错乱”式1的人为命题,一方面表现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遭遇了挑战;一方面则表现了这个美国年轻人在这个时代无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力。戴锦华在分析这场讨论时认为:
     毫无疑问,作为负载着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与与理想品格的英雄人物保尔,无疑紧密联系着社会主义的历史,其传播,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文化事实,因而也可以说,这一形象是冷战时代的产物。而比尔.盖茨则是后冷战或曰全球化时代的“唯物主义半神——成功者”。在此,一个不包含“错乱”的逻辑是:如果我们尊崇盖茨为“英雄”,那么这便意味着将保尔视为英雄的历史已然终结——他最多只能属于历史,驻留在我们回瞻或怀旧的视野之中;而如果我们仍视保尔为英雄甚至榜样,便意味着我们拒绝接受将盖茨尊为半神的现实与文化逻辑,因为使盖茨被尊为“英雄”的,远不仅是他天才的奇思妙想或“奋斗不息”的创业史,而是一个“客观”得多的指数:他的“身价”,微软公司所指称着的亿万金元帝国——这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视野中视为必毁的罪恶世界的罪恶渊薮。然而,重要的是,并非《北京青年报》所发起的讨论,将南辕北辙的一对并列在一起,类似并列,事实上是90年代中国司空见惯的社会文化事实。与其说这是某种错乱,不如说它呈现为一份多少荒谬的和谐。它向我们显影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政治文化现实,一个置身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异常真实的文化经历。面对这样的现实,冷战、后冷战、全球化等语词,既可能是切近的,又必定带有某种不实用性。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此处的盖茨,不仅是广义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成功者”与 “全球首富”的代表,也不仅是当下的全球“风云人物”,而同时携带着“后福特”、“后洛克菲勒”时代淘金奇迹的特定含义,与90年代中国关于知识经济的神话式表述,与拔地而起的中国网络及其网络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需要提示的,是两个与此相关的事实,一是1994年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中译本出版,疯狂热销,一时间被视为“启示录”般的读本;二是1997年以降,中国网络横空出世,在1999——2000年之间,网站广告几乎覆盖了此前所有跨国公司的巨型广告牌,以至北京一时成了一座www城市。2
     这一描述和分析并非夸张。网络在世纪末中国大肆风靡,各种网站纷纷宣告建立,从表面上看似乎中国在一夜之间就全面踏上了信息高速路。但事实上,它暗含着各路现代精英明确的“淘金”梦想。这一呼啸而下紧追不舍的网络风潮,不仅有大洋彼岸的盖茨做了榜样,而且还有本土的“小超人李泽楷和老教头柳传志一南一北地把.com演绎成谈笑间‘不尽财富滚滚来’的美好画卷。空气中弥漫着烧钱的味道,一个特色idea刚出炉就能被投来的钱砸晕,之后就是租写字楼和招兵买马兼彼此挖墙脚,支起了摊子,跑马圈地,大把的钱使传统广告业繁荣无比。”3但转眼间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2000年初,《深圳周刊》发表了一篇“特稿”:《你买网络股了吗?——从一周行情看龙年股市》。文章说:
     沾上网络的股票,就像传说中沾了仙气的道人一样神通广大,鸡毛飞上天,蚂蚁吃大象,无所不能。和1999年12月30日收盘相比,到2月18日时上海梅林涨幅268.57%,诚成文化209.59%,华联商厦136.375,青鸟天桥126.62%,第一食品124.43%,宗艺股份123.01%,而深市的亿安科技、中信国安、振华科技、ST海虹、清华紫光、电广传媒、四川湖山更有过之而不及。2月15日,亿安科技继续一直以来的高歌猛进,一举突破白元大关,成为1992股票拆细以来深沪两市第一只百元股票,人们对它曾有过的由轻视到追慕再到迷惑的种种复杂神情,现在大概全部变成叹为观止的惊愕。网络股正成为股市的宠儿。到网上去,做互联网业务也已成为上市公司的时髦投资。过去股民互致问候的是“你买了什么股?”“你的股票赚钱了吗?”现在则是“你买了网络股了吗?”“你知道有哪家新网络股吗?”市场观察家在分析这波起元月之初爆发于春节后的行情时,明白无误地指出:只有网络股高科技股才是市场中的真英雄。4
     在“奔小康”、“先富起来”、“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召唤下,在“私家车”、“第二居所”等彰显财富身份的实践中,没有什么比发财梦更具有号召力了。.com加网络股涨停,无疑最大限度地膨胀了网络在中国的神奇魅力。但好景不长,坏消息首先从盖茨的家乡传出:“伴随着鲜花、香槟、欢笑,还有几近狂热的‘战略投资者’而来的网络经济似乎还没有热透,2000年4月14日,又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股市的狂泻给人们当头浇上了一盆冷水:在纽约证交所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天内大跌616点之后,网络企业的一幕幕悲剧接踵而来,素以高科技企业股为首的纳斯达克指数在一周内下挫了1000点之巨,跌幅达25.2%。与此同时:微软市值缩水2390亿美元;思科1670亿美元;英特尔1000亿美元的市值顷刻间了无踪影。”5一个破产的美国哥们“实在不忍破产关门的网络幽灵饥寒交迫、流落街头、到处游荡而无家可归。于是,他创建了一个名为‘鬼城’的网站,将所有关门大吉的站名收集在案,以备‘怜花惜玉’的来者有个凭吊的去处,可追思昔日叱咤风云的网络英雄之风采。”6网络经济的神话在两个月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网络股也从“牛气冲天”跌到了万丈深渊,那些市场观察家的预言象以往一样一钱不值,网络市值没有在他们乐观而没有判断力的期待中一路好运。虽然网民、网虫、网恋一如既往,网上信息高速路仍然涌向四面八方,对“网”的认同并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但网络自身难以超越和摆脱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当网络在中国落户并逐渐建立了霸权地位之后,对它的争论、质疑或不信任,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一、 游牧文化与网络政治
    
     早在80-年代托夫勒未来学的著作中,他就描述过新的“游牧民族”的出现。这些新的“游牧民族”挣脱了社会身份的束服,以满足个人的自由作为最大的目的。于是,他们任意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或是工作,或是旅游。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也出现了“画家村”、“准歌星”或“文化打工族”部落。进入90年代之后,“漂”的一族开始出现,标志着中国新的“游牧民族”的诞生。美国著名职业顾问威廉.布里奇在《工作大转移》中认为:农耕时代人们在家里劳动,是自雇性质;工业时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城市,进入企业,工作模式也由自雇性质走入终身雇佣制。信息时代的来临出现了“工作之死”的现象,员工不必在办公室办公,而社会变化将更加迅速,今天能应付工作的员工明天未必能适应。布里奇认为,“工作”是工业革命后的产物,企业视员工为机器的一个零件,员工有等级制度里的固定位置,以及固定的工作范围、稳定的薪水。当这些呆板的工作模式逐渐消失之后,人们的工作和职业观念也将改变。“新工作”不评估员工如何配合环境,而是以他完成的每一项指定的工作内容作为衡量标准。在这种新的条件下,公司将改聘临时工、顾问,而天天上班、升职、60岁退休等根深蒂固的“工作”观念也将消失。7
     但在中国,情况却非常不同,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处境,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不同地区明显呈现着经济和文化的巨大落差。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民工离开土地涌向发达的中心城市,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和人均可耕土地的紧缺,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存问题,是他们离开家园向城市转移的根本原因。这一现象与布里奇所说的“工作大转移”没有关系,但它也不完全与工业社会时代的劳动分工完全相同。由于户籍、、教育背景、专业技能、身份等多种原因,他们既不可能完成雇佣者需要的“指定的工作内容”,又不可能享受计划经济时代“固定工人”的待遇。因此,他们并不是托夫勒意义上的“游牧民族”。8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内容。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发达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像“跳槽”、“漂”这些动词我们已经不再陌生。那些走在时代前沿的青年已经在实践着这些新的生活观念。在中国大变动的时代,他们率先“揭竿而起”掀起了第二次“身份革命运动”。这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特别是在媒体行业工作人,“人才流动简直比亲嘴的速度还快,其中一些知名的传媒精英,简直成了流动专业户”。《阅读导刊》曾专门采访了几个“爱跳腾”的传媒人,他们说:“只要不舒服就走人”,“人不流动就会死”。其理由是:“既然选择了媒体就不可能存在什么稳定感,在一个不稳定的产业里就没有‘稳定’这个概念。不是说我喜欢面临挑战,而是我喜欢自由自在,实际上在媒体工作就是今天想工作就工作,明天不想工作就不工作,你的选择会是多样的,当然着里边也包括对媒体的选择和媒体对你的选择,着里面变数很大,而且我觉得在媒体工作的变数也就是常数,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说到离开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原因,往往是具体的,但还有一个大的原因在那里,也就是想寻求一个更能发挥自己的地方,要是再说一个更抽象的原因就是想寻找一种更自由自在的生活。”9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之交“画家村”的画家或遍布城乡交界处的“准歌星”们,对自己还有“成功”的期许,还带着传统的“功名”观在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的话,(事实证明,后来许多人实现了他们的期许,他们不仅在文艺界“爆得大名”,而且也过上了这个时代最时髦的“中产”生活,由于他们有“艺术家”的身份,因此他们对这种生活往往心安理得)“那么,这些“跳腾”的人,这些在“漂”的过程中体会“自由”的人,才真正完成了第二次“身份革命”。
     传媒人无论怎样折腾,他们还有一份职业。另一种人——或专事旅行、自由写作的人,可能更典型地表达了“游牧民族”的人生实践。他们长年漂泊于路上,没有目标,居无定所,但他们感受的那份生活,使他们获得了自由的生命体验。散文家耿占春说:旅行和旅游不是一回事。旅游是一种商业行为,在这一行为实施之前,就已经有了规定的路线、地点、价格甚至最终目的。而旅行则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旅行者完全自主地支配自己的行动,旅行的目的和意义无法先确定,它体现在旅行的全部过程之中。显然,这种旅行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精神之旅,是旅行者的身心与沿途的自然、文化和人的相互感应及对话过程。……对我来说,旅行不仅是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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