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认为汉代以前文之发展，是在借鉴、汲取的基础上不断发生嬗变的。表面看来，这与七子派同而与唐宋派异，但是，所论与七子派有质的差异。

首先，学习前人的方法不同，李攀龙等人学习古人以拟古为要，如“制辔筴于垤中，恣意于马 ，使不得旁出。”（李攀龙《沧溟先生集》卷之三《古诗十九首小引》）直接取拟于古人。而焦竑则认为学习古人应该是脱其陈骸，自标灵采（同上）的重新创造，这种创造，如“花在蜜，蘖在酒”，使“实者虚之，死者活之，自腐者神奇之。”即如同李光弼入郭子仪军中，而使旌旗壁垒皆为变色一般。

其次，学习前人内容不同。七子派学习古人重在格调、重在词采，而焦竑则认为“古之词又不以相袭。”应当“词必己出”（同上）因此，素来倡以温雅不怒风格的焦竑对“近世”文人进行了猛烈的鞭挞，其“以古之词属今之事”，实乃“剽贼”（同上）蔑其实而妄为之词，类取前人残膏馥，以相鳞次，并衍成风气，“悉群育以趋之”，致使“谬种流传，浸以成习”，（同上）危害甚烈！

焦竑华实相副的理论，其实是对孔门文学观的继承和发挥。焦竑曾引述孔子“词达而已矣”，并且解释道：“世有心知之，而不能传之以言，口言之而不能应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传之，而手又能应之，夫是之谓词达。”（《澹园续集》卷一《刻苏长公外集序》）这与公安派所谓“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给张幼于书》）的文学主张正相契合。宗道在《文论上》中也提出了与焦竑类似的主张，即所谓“口舌代心”，“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又云：“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并同样引述孔子“辞达而已”为理认论奥援。宗道有得于焦竑，昭然可见。

“华实相副”旨在论文，这里的“实”，既包括“曲折”之“事功”，又包括“深窅”之“性命”，（《澹园集》卷十二《与友人论文》）而在论《诗》时，他又提出了虚与实一对范畴，“实者，其名物也”，包括鸟兽草木、象纬堪舆、居食被服、音乐兵戎等等。而“虚者，其宗趣也。”（《澹园集》卷十四《诗名物疏序》）“近世竺乾之学”中“不可语解”的禅趣相仿佛，亦即诗禅之悟，即“《书》、《礼》意尽于言，而《诗》不尽于言之处。”（参见《焦氏澹园集》卷之十四《诗名物疏序》）但是，论及“实”，仍然是引据儒家正统的观点，正如他所言：“当时学《诗》者惟子贡、子夏为圣人所深取，二子之言诗，以世儒观之，如收胫而引其足也。”（《焦氏澹园集》卷之十四《诗名物疏序》）不但如此，尚用、辞达等观念，都是对孔门文学观的继承和发挥，是“以西来之意，密证《六经》”（蒋国榜《澹园续集跋》）而已。出入于佛禅，并没有深溺于其中，儒学思想是焦竑最本质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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