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238年）八月后，《通鉴》卷七四系时略同，《建康实录》卷二始于嘉禾三年（234年）九月。此处暂从后者。邱东联曾根据“吕壹事件”，认为吴简埋藏与吕壹变法有关。参阅：邱东联《长沙吴简与吕壹事件——试析长沙吴简的埋藏原因》，《中国文物报》1999年12月8日第3版；张翼飞、赵雨杉《考古学家经近两年研究提出——长沙吴简因变法失败而存世》，《新民晚报》1999年7月28日。王素、汪力工则根据竹简记载“中书典校事吕壹□”（简1296），认为“吕壹事件”与吴简埋藏无关。见《略谈走马楼孙吴“中书典校事吕壹”简的意义》，《文物》2002年第10期，88～91页。关于“长沙三侯”顾雍、潘濬、步骘等与吕壹的恩怨，亦见前揭王素、汪力工文。又，关于讨五溪蛮夷战役，是年竹简仍有记载，如“郎中李嵩被督军粮都尉嘉禾三年二月卅日”（简1149），仍反映讨五溪蛮夷战役中军粮调运的情况。而竹简所记“人为生口送屯事对封府督邮二月廿日谢兵曹史”（简1002），其中“生口”云云，也可能与潘濬、吕岱“获生”有关。
吴嘉禾四年、魏青龙三年、蜀建兴十三年（235年）乙卯岁
是年，武陵太守卫旌奏潘濬在讨武陵蛮期间，曾遣密使与其姨兄蜀大将军零陵蒋琬相闻，欲有自托之计，孙权不信，封旌表以示濬，而召旌还，免官。
备注：《通鉴》卷七二系此事于魏明帝太和五年（即吴黄龙三年，231年）二月，云：“吴主假太常潘濬节，使与吕岱督诸军五万人讨五溪蛮。濬姨兄蒋琬为诸葛亮长史，武陵太守卫旍（胡三省注：“旍与旌同。”）奏濬遣密使与琬相闻，欲有自托之计。吴主曰：‘承明不为此也。’即封旍表以示濬，而召旍还，免官。”但此事原出《吴书•潘濬传》注引《江表传》，而该传云：“时濬姨兄零陵蒋琬为蜀大将军。”据《蜀书•后主传》，蒋琬进位大将军在蜀建兴十三年（即吴嘉禾四年，235年）四月。因系于是年。又，潘濬、蒋琬不仅为亲戚，蒋琬为零陵湘乡人，而潘濬曾任湘乡令，关系自然更非一般，故武陵太守卫旌有此奏。
吴嘉禾五年、魏青龙四年、蜀建兴一四年（236年）丙辰岁
春，吴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并设盗铸之科。
备注：此事原出《吴书•吴主传》。同书《朱据传》所云“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即指此而言。但据竹简记载，是年前，长沙吏民缴纳各种名目之钱，已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是否其时已有大钱流行，值得研究。
吴嘉禾六年、魏景初元年、蜀建兴十五年（237年）丁巳岁
是年前后，长沙郡有二十县，依次为：临湘、攸、下隽、醴陵、刘阳、吴昌、罗、建宁、蒲圻、巴陵、湘南、连道、益阳、临烝、湘西、衡阳、新阳、酃、茶陵、安成。
备注：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记吴黄武元年（222年）至太元二年（252年），长沙郡仅有十九县，无最后安成县，显为脱漏。但这恐怕仍非其时长沙郡的全部属县。《吴书•三嗣主传》会稽王孙亮太平二年（257年）二月条记载：“以长沙东部为湘东郡，西部为衡阳郡。”又末帝孙晧宝鼎二年（267年）条记载：“是岁，分豫章、庐陵、长沙为安成郡。”《宋书•州郡二》、《建康实录》卷三、四记载略同。《六朝事迹编类》卷一总叙门六朝郡国条亦记孙吴增置湘东、衡阳、安成三郡。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记吴湘东郡统县六，依次为：酃、茶陵、梨阳、新宁、阴山、新平；记吴衡阳郡统县十，依次为：湘乡、重安、烝阳、湘南、湘西、连道、益阳、衡阳、新阳、临烝；记吴安成郡统县六，依次为：平都、宜春、安成、永新、新渝、萍乡。谢钟英《三国疆域表》记吴湘东、衡阳、安成三郡属县与此全同。《晋书•地理下》记湘东郡统县七，衡阳郡统县九，安成郡统县七，区别仅在于湘东郡多临烝，衡阳郡少临烝，安成郡多广兴。其中湘东郡所统阴山、安成郡所统永新，本纪年建安二十六年（221年）条已经指出，可能原属长沙郡。而衡阳郡所统重安，虽然《续汉书•郡国四》原属零陵郡，《晋书•地理下》仍属衡阳郡，但竹简有“重安仓”（简2335），是否其时重安曾短暂隶属长沙郡呢？又衡阳郡所统新阳，为吴新立，据《宋书•州郡三》衡阳内史新康（新阳改名）男相条，似乎一直隶属衡阳郡，但竹简屡见，如：“乾锻师新阳邓桥子男连年廿四在本县”（简7431）、“物故绡白佐新阳妻年卌一在本县”（简7465）。等等。是否其时新阳亦曾短暂隶属长沙郡呢？因此，有理由认为，前揭《三国郡县表附考证》所记长沙郡属县，并非其时长沙郡的全部属县。此外，建宁亦为吴新立县，竹简常见，如：“乾锻佐建宁黄年卅四单身见”（简5963）、“钱佐建宁黄取年卌五单身见”（简6604）、“治师建宁英汉年五十三见”（简6709）。等等。据《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六长沙府古迹类建宁故城条：建宁，三国吴置县，隋省入湘潭，故城在今湖南湘潭市北。
附 考
（一）关于程普任长沙郡西部都尉问题
关于程普任长沙郡西部都尉，始见于《元和郡县图志》卷三○潭州长沙县条，原文为：“故尉城在县西北七十里，孙权以程普为长沙县西部都尉，以防关羽，因立此城。”《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六长沙府古迹类故尉城条、洪亮吉、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长沙郡临湘县条引述略同。但其中问题不少。第一，此事《吴书•程普传》绝无记载，同时或稍后的其它史籍亦未见著录。第二，县未闻分部，县尉亦不称都尉，此处“县”似乎应为“郡”之误。第三，程普若为长沙郡西部都尉，且与关羽对垒，则只能在孙、刘争荆州或分荆州时，然而其时程普已屡任南郡、江夏等大郡太守，不可能再任职位低于太守的郡部都尉。第四，孙吴前期，长沙郡辖境甚广，其西部都尉的尉城亦不可能在长沙县西北七十里。我们知道：孙吴时期，长沙郡确实有东、西二部都尉。《吴书•妃嫔传》云：“吴主权谢夫人……弟承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同书《张昭附子承传》云：“（孙）权为骠骑将军，辟西曹掾，出为长沙西部都尉。”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谓长沙东部都尉治酃县，长沙西部都尉治湘南县。关于湘南县，《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六长沙府古迹类湘南故城条云：“湘南故城在湘潭县西六十里。”长沙县在北，湘南县在南，《元和志》显然有点南辕北辙了。此外，在荆南，还有一些与程普有关的古迹。如：明陶宗仪《说郛》卷六一上引《湘中记》曰：“君山有地道楂渚，对岸古城，孙权遣程普所立。”清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卷六程普还镇石城条引同。又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二一政事礼仪部诅盟门铜棺誓条云：“长沙有铜棺山，《湘中记》云：程普、关羽分界于此，共铸铜棺为誓，相侵者以铜棺着之。”《湖广通志》卷一一山川志长沙府长沙县条引略同，但作《荆州记》云云。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六噀酒救火条云：“铸铜柱不独马援。吴黄武二年，程普、关公分界，铸铜柱为誓，在衡山县西北一百一十里。”《湖广通志》卷七九古迹志衡州府衡阳县条云：“铜柱碑目云：铜柱在衡阳县城北百二十里，吴黄武二年，都督程普与蜀关羽分界，共立铜柱为誓，即此。”则越来越荒谬。关羽死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黄武二年（223年）程普何能与之分界？据《吴书•程普传》及同书《孙策传》注引《吴录》载策上表，程普仅在孙策时代，曾以荡寇中郎将领零陵太守。因此，如果零陵地区有与程普有关的古迹，那也不足为怪。至于长沙地区，由于史籍无征，所有与程普有关的古迹，都还是不信为好。
（二）关于汉末吴初的长沙蛮、长沙贼和长沙山贼
荆州自古以来就是蛮夷汇聚之地。荆蛮与中原政权关系一直不睦。正如《诗•小雅•采芑》所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其中，荆南地区尤为严重。最著名的即所谓武陵蛮。武陵蛮又名五溪蛮。《水经注》卷三七沅水条介绍“辰溪口”有云：“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构溪、力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右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宋朱辅撰《溪蛮丛笑》一卷，即记该蛮俗习。然而，该蛮虽以武陵五溪为中心，分布极为广泛，但据记载，却似乎原本还不如长沙蛮繁盛。《史记•周本纪》西伯“伐犬戎”条《正义》云：“今长沙、武林（陵）之郡太半是也。”《后汉书•南蛮传》也说“犬戎”即“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均将长沙蛮排在武陵蛮之前。《汉书•地理志》记王莽改郡名，将武陵改为“建平”，而将长沙改为“填蛮”，也可作为例证。东汉以后情况才有了改变。
东汉一代蛮乱，首推武陵蛮，其声势之浩大，时间之长久，当时无有其比。对此，《后汉书•南蛮传》记载较详，无须赘述。长沙蛮乱与之大致同时，但声势、时间却远远不及。据记载，似乎仅有一次，在桓帝时，从永寿三年（157年）十一月至延熹三年（160年）十二月。《后汉书•桓帝纪》永寿三年（157年）十一月条云：“长沙蛮叛，寇益阳。”延熹三年（160年）七月条云：“长沙蛮寇郡界。”又同年十二月条云：“荆州刺史度尚讨长沙蛮，平之。”同书《南蛮传》云：“永寿三年十一月，长沙蛮反叛，屯益阳。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众至万余人，杀伤长吏。”同书《冯绲传》云：“时长沙蛮寇益阳，屯聚积久，至延熹五年，众转盛。”其中“延熹五年”之“五”应为“三”之误。可见此次长沙蛮乱，是从益阳开始，然后由此深入，历时四年，才被平定。奇怪的是，此次长沙蛮乱之后，史籍再也未见“长沙蛮”之名，代之而起的是“长沙贼”。
正式的长沙贼乱，始于长沙蛮乱平定之后不久，亦即桓帝延熹五年（162年）。《后汉书•桓帝纪》是年四月条云：“长沙贼起，寇桂阳、苍梧。”五月条又云：“长沙、零陵贼起，攻桂阳、苍梧、南海、交阯，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讨之，不克。”又延熹九年（166年）正月己酉条载诏曰：“盗贼征发，南州尤甚。”注云：“谓长沙、桂阳、零陵等郡也，并属荆州。”然而，在此之前，实际上已有“长沙贼”之名。如前引《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三年十二月条所云“荆州刺史度尚讨长沙蛮，平之”，同书《南蛮传》记为“度尚为荆州刺史，讨长沙贼，平之”。此外，同书《冯绲传》记桓帝永寿末至延熹中长沙、零陵、武陵蛮乱，朝廷“拜绲为车骑将军，将兵十余万讨之”，称：“绲军至长沙，贼闻，悉诣营道乞降。”又，本纪年中平四年（187年）条所记“长沙贼区星”起事，满田刚也已指出“区”有可能是蛮姓。可见“长沙贼”就是“长沙蛮”。
在此之后，又有所谓“长沙山贼”。但最早的记载，见于《吴书•黄盖传》，该传曾赞孙坚“南破山贼，北走董卓”。我们知道：孙坚所破“山贼”，即“长沙贼区星”等。据此，则所谓“长沙山贼”，实际上就是“长沙贼”。该传又云：“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此事时间不详。该传在记此事之前，先记“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武陵）太守”，平定其乱。从时间上看，此次武陵蛮夷反乱，应指建安二十六年（221年）武陵蛮夷响应刘备东下，采取的“皆反为蜀”的行动。该传在记此事之后，接云：“加偏将军，病卒于官。”黄盖卒于何年，史籍无载。据该传又云：“及权践阼，追论其功。”知黄盖卒于黄龙元年（229年）前。则“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应在建安二十六年至黄龙元年间。此后，又有所谓“长沙山寇”。《吴书•张昭附子承传》：“为长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此事较晚，具体时间无须考证。唐长孺师曾经指出：“山寇，亦即山越。”见《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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