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东汉孙吴时期长沙郡的经济、文化状况

　　长沙自古便为蛮荒之地。秦始皇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长沙亦为最南之郡。因而秦末汉初，已为贬黜之所。项羽初尊怀王为义帝，后欲“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史记•项羽本纪》汉元年四月条）；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谪）去，意不自得”（《史记•贾生列传》）。这些已为人所熟知，无须赘述。直至东汉、孙吴，情况似乎仍是如此。《后汉书•吴汉传》记建武十八年（42年）蜀郡守将史歆等反，光武帝遣吴汉等讨平之，称：“诛其渠帅二百余人，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吴书•吴主传》太元二年（252年）正月条云：“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居长沙。”同书《吴主五子•孙和传》云：“封和为南阳王，遣之长沙。”又《妃嫔•何姬传》云：“太子和既废，后为南阳王，居长沙。”然而，是否可以据此认为，秦汉至孙吴，长沙地区就一直没有发展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首先，从户口变化上看，长沙地区是有很大增长的。《汉书•贾谊传》记贾谊上疏有云：“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这是西汉文帝时（前179～前157年）长沙地区的户数。《汉书•地理下》长沙国条记有十三县，“户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五”。这是西汉平帝时（1～5年）长沙地区的户口数。说明经过大约一百六十多年，长沙地区的户数几乎翻了一倍。《续汉书•郡国四》长沙郡条记有十三城，“户二十五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口百五万九千三百七十二”。这是东汉顺帝时（126～144年）长沙地区的户口数。说明经过不到一百五十年年，长沙地区的户数几乎翻了六倍，口数几乎翻了五倍。据《太平御览》卷二六○职官部良太守上引《东观汉纪》云：“宗庆字叔平，为长沙太守，民养子者三千余人，男女皆以‘宗’为名。”按“宗庆”一作“宋度”。《北堂书钞》卷七四设官部太守中引谢承《后汉书》云：“宋度迁长沙太守。人多以乏衣食，产乳不举。度切让三老，禁民杀子，比年之间，养子者三千余人，男女皆以‘宋’为名也。”长沙地区户口增长，显然与地方官员禁民杀子，鼓励生育有关（吴简人名何以颇多双姓，似乎也可从宗庆或宋度事例中得到某种启示）。至于《晋书•地理下》长沙郡条仅记有十县，“户三万三千”，那是自孙吴以来，从长沙郡分置湘东、衡阳、安成等郡后的结果，不能反映长沙郡户口增长的真实情况。
　　其次，从经济变化上看，长沙地区是有很大发展的。《后汉书•循吏•卫飒附茨充传》记茨充于光武帝时（25～57年）为桂阳太守，云：“教民种殖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注引《东观记》曰：“元和（84～87年）中，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长沙界，观者皆徒跣。臣问御佐曰：‘人无履亦苦之否？’御佐对曰：‘十二月盛寒时，并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脓溃。’建武（25～56年）中，桂阳太守茨充教人种桑蚕，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屦，皆充之化也。”我们知道：桂阳本属长沙，桂阳郡系汉高祖时从长沙郡分置。因此，从桂阳地区的经济变化，可以预测长沙地区的经济变化。虽然荆州刺史在茨充教桂阳郡民种植桑麻、养蚕织屦之后四五十年，途经长沙，见到观者仍然赤足，但从随后“人得其利”及“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屦”云云来看，只能说明所见赤足并非普遍现象。后来，《新唐书•地理五》潭州长沙郡条记土贡首为“丝葛、丝布”。《元和郡县图志》卷三○江南道潭州条记贡赋为：“开元贡葛布十五疋，元和贡丝布十五疋。”（《通典•食货六•赋税下》长沙郡条仅记“贡葛十五疋”）由完全不懂种植桑麻、养蚕织屦，到以丝葛布疋为本地贡品特产，是要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此外，《后汉书•岑彭传》记光武帝时，曾因军事行动，“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注云：“棹卒，持棹行船也。”可见其时长沙等地区航运业已较发达。又，《隋书•地理下》长沙郡长沙县条云：“有铜山、锡山。”《新唐书•地理五》潭州长沙郡长沙县条云：“有金。”而据前引《元和郡县图志》长沙县条云：“铜山在县北百里，楚铸铜处。”可以推测：长沙地区的冶金工业也有较长的发展历史。
　　最后，从文化变化上看，长沙地区是有很大进步的。我们知道：著名诗人屈原的作品，以及《汉书•艺文志》所记“长沙王群臣赋三篇”，都不能真实反映荆南诸郡的文化状况。能够真实反映荆南诸郡文化状况的，是《后汉书•循吏•卫飒传》记卫飒于光武帝（25～57年）中为桂阳太守时所云：“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朞年间，邦俗从化。”也就是说，直到东汉初期，荆南桂阳郡才知办学育人及婚姻礼法。长沙虽为荆南诸郡“马首”，情况亦应大致相同。但过了不久，就有很大进步。同书《郅恽传 》记郅恽于光武帝末任长沙太守，云：“先是长沙有孝子古初，遭父丧未葬，邻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为之灭。恽甄异之，以为首举。”（《东观汉纪•古初传》“孝子”作“义士”，不切）《北堂书钞》卷七四设官部太守上引华峤《后汉书•郅恽传》亦云：“恽拜长沙太守，崇教化，表异行。”这似乎可以说明，经过多任太守修庠序之教，传儒家礼法，已经取得一定成效。此后，又经多任太守及令长的以身作则，崇德恤民，如：清姚之骃《后汉书补逸》卷一○云：“吴郡徐相为长沙郡守，常食干饭，不发烟爨。后亡，遗言不受赠，有一匹私马，卖以买棺。”（《太平御览》卷五五一礼仪部棺条、卷八七一火部烟条引谢承《后汉书》略同）《太平御览》卷八九一兽部虎上引谢承《后汉书》云：“豫章刘陵字孟高，为长沙安成长。先时多虎，百姓患之，徙他县。陵之官，修徳政，踰月，虎悉出陵界，去民皆还。”同书卷二六六职官部令长条引华峤《后汉书》云：“周规除临湘令。长沙太守程徐二月行县，勅诸县治道。规以方春向农民多剧务，不欲夺人良时。徐出督邮，规即委官而去。徐怃然有媿色，遣功曹赍印绶檄书谢请还。规谓功曹曰：程府君爱马蹄，不重民力。径逝不顾。”（《册府元龟》卷七○一令长部公正条载同）使长沙民庶获得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良好的修养教训的环境。《后汉书•独行•范式传》记范式于安帝时（107～125年）到京师，“受业太学”，有“诸生长沙陈平子亦同在学”。安帝时已有长沙人士受业太学为诸生，则顺帝时（126～144年）的达官大臣中，有长沙祝良以洛阳令为九真太守，长沙刘寿以光禄勋为司徒，也就不值得奇怪了。在此之后，直到孙吴时期，长沙人士入朝为官就更多了。这无疑是教育与中原接轨，文化与中原同步的结果。这也是研究吴简所应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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