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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

时间:2009-8-8 16:50:20  来源:不详
手拈来,三言两语地讲述出关系到文献实质内容的重要版本问题,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学术水平和深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如经部清人郝义行的《尔雅义疏》,谓此书“最初刻入《皇清经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孙删定的本子,咸丰六年杨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联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学识优于郝,所删定之本实胜过足本”。这与咸丰足本优于道光删定本的通行说法大不相同,这绝不是慑于王念孙大名所做的轻率推断,而是认真比较二者异同后(并撰写过研究文章)得出的结论。讲义中所有的版本讲述,都是这样有特别的考虑和需要,读来精义纷呈,俾益实用。
  从以上例证中可以看出,读书需讲究版本恰如选择书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应手地选用得当的版本,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古文献学四讲》中的“版本学”讲义,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入门书籍。
  版本学包括版本鉴别与版本史、“版本目录”这两大部分内容。前者讲版刻特点及其变迁,后者讲某一种古籍曾有过哪些版本以及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给初学者开设的课程,前者可以系统讲,而后者则只能开列一些基本书籍,供使用者检阅,没办法也根本没有必要逐一讲解。我过去听黄先生讲课,前后见过繁简程度不同的三个版本的油印讲义,这次收入的是最简单的简本。从目前的实际需要情况来看,选择这个简本作通行的讲义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这个讲义的学习,能够对于版本学知识有个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达不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个别人若想对于版本学知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黄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学》一书即将出版面世,是在当年的繁本讲义基础上又做了新的增订。
  这部“版本学”讲义虽然比较简单,却很系统。其中很多问题都是黄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统梳理。如谓明代文学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仿宋浙本字体而又因印刷技术进展而呈规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体,同时由于倡导其事的都是苏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现了地域上以苏州为中心向外传播,刻书者以家刻为主导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辐射的传播扩散方式。又如谓明万历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随着徽商的活动而向南京、杭州等地传播,徽商刻书又常请苏州文人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风行江浙并影响全国。等等。凡此,都是融汇各方面的历史知识来揭示版本学这门看似纯经验学科的内在发展因素。从中可以看出,较诸前人只是一一罗列版刻现象的著述,黄永年先生通过这些紧密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规律性认识,自然已经建立起科学的版本学学科体系。
  由于黄永年先生已有数十年的古籍收藏经验,所以他的这部“版本学”讲义,不仅有很好的学科理论建树,还有许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独到见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统,在版刻的字体上各有特点。浙本字体以欧体为主,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其余两个系统,前人普遍说建本多为柳体,蜀本多为颜体,其实多是陈陈相因,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黄永年先生则凭借自己的书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体会,指出建本多为颜体,蜀本是以颜体为主而撇捺长、利带有柳公权的笔意。——第一次讲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体特征。讲义中类似的精彩见解还有许多,如清代前期的写刻本,过去讲版本的人往往称之为软体字,黄永年先生则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如《全唐诗》、《楝亭十二种》,类似法帖中之晋唐人小楷,确实可以称之为软体;另一类如《通志堂经解》、《泽存堂五种》,字体不仅丝毫不软,而且点划方劲,与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处,绝对不能用“软体”来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来越少。学生想学习,老师也不一定会讲。因此印行这部简明扼要且科学系统的讲义,已经是一种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学习文史的学生,能够充分吸收了这部“版本学”讲义所提供的版本学知识,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引述古籍标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乱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学”视作对目录学中石刻史料的特别讲述。讲义分设“绪论”、“分类”、“拓本”、“史料”、“书法”五个专题,进行讲述。“绪论”讲碑刻学发展史、研究对象和领域,以及主要参考书籍和学习方法,其“参考书”部分择取审慎且多精到评语,不仅对于初学者最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时时取以参考。“分类”和“拓本”两个专题是关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识,最俾益实用。其“书法”部分以碑刻为主论述书法渊源流变,发自累年揣摩,故融通畅达,胜义叠出。
  “碑刻学”讲义中直接关系到利用碑刻史料从事研究的内容,为其“史料”部分。除论述碑刻记郡望、世系不尽可信,职官、地理对于史书多有订正增补,以及利用碑刻资料抉隐发微最有价值之外,黄永年先生在这一专题下,还针对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书”的“偏见”,特别强调指出:“据碑刻治史事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之严格训练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其实治史者之通识,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史料的通识的基础上,若非熟悉各种史料,岂能做到像黄永年先生这样具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反过来看,我们不妨胡乱猜想,那些过分强调出土文献资料如金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史料价值的学者,会不会是因为对传世基本史料熟悉得还不够十分透彻方才舍本逐末的呢?
  由于碑刻之学确实中衰已久,不惟国内,海外也久已无人董理,有日本学者看到80年代的油印本后,即将其译为日文正式刊出,所以它早已是日本学生学习碑刻学的入门书籍。相比之下,此前这份讲义在国内只是于1999年在《新美术》上公开发表过,研究文史的人很少看到,影响还不及日本广泛。相信这次收入《古文献学四讲》,能够很快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最后谈谈“文史工具书简介”讲义。给学生讲文史工具书,看似简单,却更显见识。黄永年先生这部讲义,一如前述三种,首重简要,而不是贪多求众,一味侈陈书目。因为这是入门书,滥举书目只会使读者无所适从,简而得要,正是最便读者。除了简要之外,这个讲义与常见的文史工具书介绍书籍相比,还特别体现了黄永年先生重视第一手基本文献以及强调直接利用古代高水平著述的读书主旨。如查找古代文字的应用实例,首推利用《说文解字义证》汇集的资料;查找古代俗语的使用情况,首举翟灏《通俗编》和钱大昕《恒言录》;查找历史人物直接利用正史人名索引,等等。循此路径,能够更直接地贴近历史,获取更为可靠的历史信息。
  从读硕士到读博士,我一直在黄永年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读书学习;从事研究工作以来,深为能够遇此名师得以打下文献学基础而庆幸。现在这些精彩的讲义印行于世,有志学子,当可人手一编,共承嘉惠。我们在感谢鹭江出版社的同时,也期望着出版界今后还能再多印行一些这类高水平的治学基础入门书籍,如前述朱师辙著《清代艺文略》就应列入其中。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根深自然叶茂。走对路径,打劳基础,才能做好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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