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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已经相当规范，而主客郎在外交接待工作中已经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第175页）
关于唐代的客省，资料零散，各种政治制度史论著均很少涉及，本书从零散史料中钩稽考索，对其沿革、职掌、性质等问题作了深入论证。据《通志·宗室传》记载，客省始设于隋文帝开皇三年，唐代沿置。据《玉海》及《旧唐书》、《通鉴》、《唐会要》等书记载，知唐代有内外客省。又推断东内、西内客省为前后之别，并非同时有二内客省。据《唐六典》知，京都有客省院。据《全唐文》及《文苑英华》所载有关诏令知，唐后期有客省使、副使，由内官充任。据《通鉴》胡注、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注，推断客省当隶中书省。客省的职掌在官志中不见记载，本书综合《通鉴·代宗纪》、《新唐书·食货志》、《旧唐书·德宗纪》等记载，指出：“客省的主要功能是收留两部分人员，一部分是国内人员，包括四方贡计未奏者、上书言事忤旨或不足采者、官员失职未叙者；部分是蕃国人员，即来朝见、贡献而尚未报答者、未封授者。他们在客省等待期间，由度支供给廪食。从外交工作而言，客省的作用与鸿胪寺客馆相类，但是鸿胪寺所居蕃客是一般的外交人员，客省所居蕃客是因故尚未能及时报答的一部分特殊的外交人员。”（第372页）
关于市舶使问题，学术界歧见纷纭，颇为混乱，本书对此作了一番总结性清理工作，澄清歧义，多所发明。从有关史籍中钩稽出唐代市舶使的名单，是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一份名单。认为唐代市舶使设于开元初，沿至唐末，唐后期出现了相关机构市舶使院。有唐一代，并无市舶司这一机构，订正了学术界的谬误。市舶使人选经历了由朝官而宦官而监军（亦为宦官）的历程。市舶管理权从南朝以来一直由广州地方政府主管。对于市舶使与岭南地方长官的关系，本书作出了圆满解释，认为“当朝廷派有市舶使时，则两者并存，共同管理”；“当朝廷未派市舶使时，则完全由节度使负责市舶事”。学术界认为市舶使也可由地方长官兼领，本书认为地方长官（岭南节度使）不兼市舶使，地方长官是以押蕃舶使的身份管理蕃舶事宜的。唐后期外交管理体制的变化导致宦官与使职差遣活跃于外交领域的情况，学术界对此从无论及，由于文献记载之缺乏，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带来了不便。本书根据大量日本古籍，结合中国史籍及碑刻资料，相互印证，比较深入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据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所载，说明“当时接待日本使团并负责其活动安排者为礼宾使，他在皇帝与来使之间直接进行联系。”“礼宾院已被内诸司使所控制……礼宾使即是宦官。”（第406页）史籍中还可见到各种“中使”、“内使”、“监使”等在外交场合活跃的情形。《日本后记》所载德、顺宗之际日本葛野麻吕遣唐使团的接待过程，“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外国使团入京、在京活动和离京的全过程，翔实地反映了当时宦官和差遣在外交接待中的活跃情形”。（第407页）
以上所举仅是极少的事例，便足以看出本书在求实和创新上的大体情况。类似事例可谓俯拾即是，不胜枚举。作者积十余年之功，遍检汉唐中外史籍及前人有关研究论著，摘录卡片两万余张，为本书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当今出版异常繁荣，几乎人人皆可言著述的情况下，我认为仍然应当提倡黎虎教授的这种不怕吃苦、不计名利的治学精神，因为真正的学术创新只能来自于艰辛的劳动，而决不可能有什么速成之法。
（五）《汉唐外交制度史》对古代外交与外交制度的一系列宏观认识，不仅有助于对汉唐外交制度史的深入理解，而且对相关学科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对古代外交与外交制度的一系列宏观认识，诸如古代外交的起源问题，古代世界外交圈问题，中国古代外交史与古典外交制度史的分期问题，汉唐外交制度史的演变进程及其特点的理论总结等，不仅是深入研究汉唐外交制度史的必要，而且对认识整个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和外交史以及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第一次在中国学术界探讨了外交起源问题。作者认为：中国和西方古代的外交均源于“使节”，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一词在中国和西方均出现甚晚。西方的外交渊源于使者所持之证书。中国古代使者出使时也持有权力和身份的证明——节，称“持节出使”，因而“使者”又被称为“使节”。（前言，第2页）“外交与人类文明历史同样古老，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有了国家以后就有了外交；自古就有外交，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第5－6页）
本书提出古代外交与现代外交的重要区别之一为“区域性”与“世界性”之不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外交圈”的概念，认为古代世界在旧大陆主要有东亚外交圈与西方外交圈（或西域外交圈）两大外交圈。东亚外交圈的中心是中国。两大外交圈的区别是：东亚外交圈为一元性，只有一个中心，始终稳定在中国；西方外交圈是多元性的，多中心且中心不断转移。汉代张骞通西域、黄门译使通南亚，从水陆两路打通了两大外交圈的联系。“外交圈”概念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创新，它不仅可以解释古代外交的起源问题，而且还可解释古代外交如何逐步发展变化并向近现代外交转变。本书考察了古代东西方两大外交圈的形成问题，认为：“古代世界的外交圈是以若干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为核心，不断向外幅射而形成的，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原因，大体以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高原为界，古代世界形成了两个最主要的外交圈，即在其以东的东亚外交圈和在其以西的西方外交圈。西方外交圈为地中海、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湾沿岸地区，包括北非、西亚、南亚次大陆和欧洲。这里由于有较多的内海和海峡把它们联系起来，因而形成为最早的、最大的外交圈。在古代航海技术条件下，利用这些近海和傍岸航行技术，可以比较方便地进行联系……而东亚则是一个较西方世界封闭的地区，西部的高原、雪岭，北部的草原、戈壁，限制了其对外交往，东面是无际的太平洋，在古代的航海技术条件下，向东只能达到日本列岛，向南达到南海诸国，因而成为远比西方世界封闭的地区。但是这个地区也在很早就以中国的黄河流域文明为核心，逐步地、不断地向四方辐射而形成了东亚外交圈。正因为其封闭的地理特点，也就使这个外交圈自成体系并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特点。”本书提出了对中古外交史的分期和汉唐外交发展概况的宏观认识，将中国古代外交发展史大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外交的早期阶段，外交基本上是在中国本土范围内进行的；汉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外交的发展阶段；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外交持续发展并走向转型时期，古典外交盛极而衰，并向近代外交转化。（第8页）汉唐外交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既是对先秦外交的继承和延续，又有重大发展、创新和突破，古典外交制度确定并完善定型。汉唐时期形成和确立的外交格局和体系，成为此后中国古代基本的外交格局和体系。在对中国古代外交发展史和汉唐外交特点宏观把握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对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分期的理论认识，并进而对汉唐外交制度的历史地位加以阐述，认为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同样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先秦时期，为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的萌芽、孕育时期；汉唐时期，为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的确立与定型时期；宋元明清时期，为中国古代外交制度持续发展并走向转型时期。
通过对汉唐外交制度的全面系统而又具体翔实的研究，本书最后对汉唐外交制度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作了深入阐述。汉唐时期，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完成了由二级决策体制向三级决策体制的演变进程，决策方式、方法逐步合理化、规范化，决策中制约机制逐步加强，决策功效不断提高。外交决策制度的特殊性主要表现是：决策的信息来源和依据的不同；涉外知识与经验在外交决策中有重要作用；根据信息反馈作出追踪决策的情况较为频繁。这一时期，外交管理体制日臻完善，表现在：外交决策与执行之分离；外交政令与外交事务之分离；主管机构与关涉机构关系之协调；地方外交管理体系之更为完善周密；集权与分权基本适度合理。汉唐外交管理体制具有模糊性和多元性的特点，其运行主要依靠皇帝的诏敕、有关的律令和施政“故事”来进行。（第528—591页）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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