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逐渐由少变多的。可以肯定，秦始皇、汉武帝的恣意妄为，要比明武宗、清高宗方便得多。从这一方面说，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不是逐渐加强，而是逐渐削弱。
2．至于君主专制制度，从一建立起，其基本点便是君主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来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绝，都有权拒绝；他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这一权力并不因宰相权力的大小，宰相对百官控制的强弱，而发生变化。后者乃宰相、百官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如果就这一方面而言，则两千多年全都一样。明太祖、清圣祖手中所拥有的对臣下生杀予夺大权，并不比秦始皇有所增加。这里不存在权力加强与否问题。
3．必须将以上两种不同情况加以区别。决不能因为看到后代某些英主或昏暴之主，运用手中至高无上权力，无视各种制度的限制，任心而行，便忽视了第一种情况的存在，因为这些君主毕竟是少数。就两千多年绝大多数君主言，具体政治制度的限制，儒家政治思想、舆论（包括越来越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约束，仍是起着重大的作用的。
最后，附带想联系谈点对古代人治、法治的看法。
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统治国家拥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其实这是最大的人治；儒家宣扬的各级官吏的人治是从属于它的。而逐步建立各项具体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与约束官吏，统治人民的同时，也对君主行使权力进行限制，则属于法治的范畴。
人治、法治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呢？
大体上越是古代，法治比重越小。先秦法家虽力主法治，秦代并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可是在当时社会种种条件下实际上仍是也只可能是人治：
第一，如第一部分材料所提供，既然秦始皇超越任何“法”，“独断”一切，自无法治可言[41]。
第二，既然秦始皇“任心而行”，则秦朝中央百官处理政务自得看他的脸色行事，即所谓倚办于“上”，而不是倚办于“法”。这也就是西汉杜周的“专以人主意指为狱”（均见前引）。
第三，对地方官吏虽有法律条文约束，可是从出土秦简看，限于当时条件，这些条文比较具体，概括力并不强，因而很自然，许多律外情况，仍得地方官吏另行决断。如果经济发展，交通联系密切，自可要求他们及时向京师请示，然而当时远不具备这种条件。再加上当时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控制，地方上郡对县的监督、控制，都十分薄弱，则这些官吏怎么可能不是不同程度地进行人治呢[42]？
后代逐渐发生了变化。
虽然，由于一直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在封建社会，人治是贯彻始终、占主要地位的。可是如前所论，逐步建立各种制度、法律，其作用之一就是对君主行使权力进行限制，从这一方面看，法治的比重是逐步增加的。君主和官吏的人治，自觉不自觉地在为法治所代替。其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最根本的是生产、经济发展，各地交通联系加强，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然从我上面论述的问题看，促成法治比重增加，至少以下三点不可忽视：
第一，是君主和官吏教育的不断加强。首先是君主教育。历代王朝的总趋势是，不但注意加强储君太子的教育，而且从赵宋起，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立“经筵讲读官”，定期向皇帝讲授儒家思想和历代统治经验教训[43]，一直沿用至清代。当君主的统治经验和文化素养提高后，绝大多数君主为了整个统治利益，便会不同程度地克制自己[44]，按制度与法律行事。同样，当官吏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后，在正常情况下，从整个统治利益出发，对君主违反制度、法律的行为，抵制者便会逐渐增加（如明代之例），而且自己处理政务遵守制度、法律的观念也会逐渐加强。
第二，是制度和法律的逐渐周到、完备[45]。当秦始皇、二世之时，是无所谓“手诏”、“中旨”与国家正式文书之区别的。因此他们为所欲为，不但群臣不敢谏，而且本人也没有任何思想压力。后代制度逐渐完备，皇帝任心而行，违反制度便有了压力了。前述宋仁宗下内批后又命宰相不得一概执行，便是一例。此外，制度逐渐完备后，群臣谏诤、抵制也就有了依据。刘祎之之所以敢于大胆顶撞武则天，道理便在这里。就法律言，也是一样。《唐会要》卷三九：唐太宗问大理寺卿刘德威“近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诚在君上，……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则反是（指太宗违反律文），失入则无辜，失出则获大罪，所以吏……竞执深文……”。“太宗然其言，由是失于出入者，各依律文”。这是皇帝违反符合统治利益的法律后，终于恢复之例。《明史》卷二二○《舒化传》：为刑科给事中，时穆宗“旨多从中下”，化上言“法者，天下之公。大小罪犯，宜悉付法司。不当，则臣等论劾。若竟自敕行，则喜怒未必当。而法司与臣等俱虚设”。“诏是其言”。这是群臣以法律和司法制度为依据，进行谏诤之例[46]。这些表明，当法律逐渐周到、完备后，尽管某些君主在某些时期，或某个事件上，可以任心而行，自搞一套，但总的来说，他们不同程度地自觉不自觉要受到约束和限制。至于官吏，即使比较远地区地方官吏，随着交通联系加强，监督制度严密，受约束将更大。
第三，是儒家关于这方面政治思想的逐渐完备，有说服力。除第二部分已提到的思想外，如宋儒还将儒家学说概括出“明天理，灭人欲”的思想[47]，常用以作为限制君权的理论武器。《大学衍义补》在卷首首先要求君主“谨理欲之初分”，并说君主如能“扩充”天理，“遏绝”人欲，“由是以制事，由是以用人，由是以临民，尧舜之君，复见于今……”。实际上就是要求君主处理政事，以整个封建统治利益为重，克制私欲，克制独断专行。用前引骆问礼的话，前者便是“皆合天道”，后者便是“不执己见”、“无自用之失”。这些概括性强的思想的一再宣扬、灌输，再和舆论压力相结合，也是限制君权，促成法治比重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如前所述，封建社会人治一直占主要地位。要使君主、官吏真正遵守一切制度、法律，光靠以上办法而没有广大人民的觉醒、推动、监督，是绝对不行的。总体上，真正的法制，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才能逐渐实现。不过，封建社会人治、法治之演变规律，对我们或许还是有借鉴作用的。
[1]《三国志》卷三《明帝纪》评。
[2]参《韩非子》卷十三《外储说右上》、卷十四《外储说右下》。
[3]《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4]参《九朝律考》卷四《汉律考四》。
[5]以上分别见《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中元二年、卷四九《仲长统传》、卷二《明帝纪论》集解引华峤书。
[6]《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这话有夸张，但宰相权力缩小，确是事实。
[7]如隋代以前，州郡属官皆长官自行辟除，而自隋代起，改归吏部铨授，由皇帝批准，即一例。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三章“职官”，三联书店，1954年版。
[8]参拙文《从〈宋书·蔡兴宗传〉看封建王朝的废昏立明》。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9]同上。
[10]参《论语·泰伯》刘宝楠正义及引毛奇龄说。
[11]以上均见《荀子·王霸》。战国法家也讲君道无为、君逸臣劳，但指导思想和手段不同。参《韩非子》主道、扬权。如强调君对臣耍权术、严刑峻法，造成“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的局面等。
[12]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1983年修订本）第二十二章八节，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3]当然，这一儒家学说已不是纯粹先秦儒家学说，而是不断综合了法家、阴阳五行家等其他学说而形成的新的儒家学说。
[14]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1983年修订本）第二十七章八节。
[15]因为东汉以后乾象历、景初历、大明历等推算历法、日月食、五星会合周期日益精确，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三册第四编四章六节、第六编二章一节、四节（元嘉历五星会合周期）。这样便进一步动摇了“天”的地位。所以魏孝文帝说：“日月薄蚀，阴阳之恒度耳，圣人惧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设诫……”（《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16]如李俊《中国宰相制度》，商务版，1947年。151页说：“人徒知宋惩唐与五代之弊，收地方之权归于中央，而不知中央之权又集于皇帝一人之手也”。
[17]《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八。
[18]《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三。
[19]具体政治制度特别宰相制度的演变归根结底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巩固整个封建统治。限制君权是为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主要措施，他如扩大统治机构，加强中央控制地方等，这里不具论。
[20]《汉书》卷三九《曹参传》：为相国，不问事，惠帝便不知所措。卷四十《陈平传》：文帝连丞相任务是什么也不知。相反，曹参、陈平都很能干。周勃木讷，便被换掉。均其证。
[21]见《文馆词林》卷六六六《晋元帝大赦诏》。
[22]如桓玄代晋为帝，下一诏，屡遭门下拒绝，第四次下诏，方才通过。见《弘明集》卷十二。
[23]参《北齐书》卷十二《琅邪王俨传》、《北齐书》卷三九《祖珽传》。
[24]历史上不少皇帝意气用事时会作出荒谬决定，如不马上执行，等他冷静下来，再请他审批一次，或许便会改变决定，覆奏的一个作用便在于此。参《唐会要》卷四十《君上慎恤》唐太宗错杀张蕴古后，行三覆奏一事。
[25]《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为太尉，耿宝传安帝旨，要他辟除一个人，震曰：“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敕。”“遂拒不许”。此证“敕”得由尚书台起草、颁下。
[26]《资治通鉴》卷八二：西晋楚王玮接惠帝“手诏”，杀掉汝南王亮等，事后被诬矫诏，下廷尉，怀中虽有此手诏，并无效力，仍被处死。
[27]如唐代只有给事中得封还诏书，北宋仁宗时起，中书舍人也可“缴还词头”，拒绝草诏。见《续资治通鉴》卷四三，庆历元年九月条。
[28]内阁作用更主要的是辅佐君主，更有效地治理国家，这里不论。
[29]如《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孝宗时入阁。一日帝召见阁臣，拿出诸司题奏曰：“与先生辈议”。“溥等拟旨上，帝应手改定”。事复杂，阁臣想回去详阅，帝曰“盍就此面议”。“既毕，赐茶而退”。
[30]如唐、宋门下省审核百官上行文书，并无连批答文字也草拟好的规定。
[31]明代虽仍设翰林院，“其实即历代国史著作之任，与唐宋之典内廷书诏者，迥不相同矣”（《历代职官表》卷二三《翰林院》按语）。
[32]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论明代之相权》条甚至说：发展到嘉靖时，“则大柄全归政府（内阁），君若赘旒”。
[33]此指明代皇帝让宦官代笔批答之事，实际上他们多数仍是秉承皇帝意志，但谏诤者总是攻击宦官，避免正面触犯皇帝。
[34]六科还有监督内阁、六部、百司之作用，此处从略。
[35]《明史》卷二三○《马孟祯传》。
[36]参《廿二史札记》卷三五《明代宦官》。
[37]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
[38]参《廿二史札记》卷三五《明代宦官》。
[39]《历代职官表》卷二内阁表下案语。
[40]参邓之诚：《谈军机处》。载王钟翰《清史杂考》附录，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如称“其权力之大，在完全操用人之权”，高级官吏之任用，“皆由军机大臣开单请旨，……一手操纵”。至于很少看到拒绝拟旨，以及清帝自我吹嘘一切“断自宸衷”（《枢桓记略》卷一），臣下也异口同声“无不钦承宸断”（《历代职官表》卷二内阁表下案语。），“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簷曝杂记》卷一《军机处》），这当系满汉矛盾存在，清帝亟力使自己威严不可侵犯，以及文字狱的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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