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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部分学者参予其事, 并从事整理工作。叶氏虽任职交通部, 但与北大关系密切。后来在1927年刘哲合并九校为京师大学校时, 拟撤削北大研究所国学门, 叶氏力阻, 改为国学研究馆, 以叶氏为馆长。无论如何, 叶氏创办敦煌经籍辑存会的某些想法, 特别是从编目著手, 与两个月后正式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计划如出一辙。
北大自蔡元培掌校以来，即在1918年拟设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研究所简章》）同是在1921年11月， 蔡元培向北大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通过。1922年1月, 北大正式成立研究所国学门, 校长蔡元培兼所长, 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马衡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沈氏《筹划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中, 所计划的研究项目之一, 即调查流传国外的敦煌石室之书简古书:
此外流传国外者如《永乐大典》、莫利逊文库、敦煌石室之书简古书, 均应设法调查, 编次目录, 分别审定, 何者须移录, 何者须照像, 何者须作模型。……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于以上所述多端, 逐渐进行[7]。
国学门的机关刊物《国学季刊》, 成为发表敦煌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刊物。1923年1月出版的创刊号, 即刊出罗福苌译《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加之以后所刊罗氏所译《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 都应当是敦煌经籍辑存会和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收集敦煌资料的第一步成果, 其所据原稿后来由叶恭绰提供给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敦煌考古工作展览》。《国学季刊》以下各卷, 常刊出敦煌学研究成果, 如王国维《韦庄的秦妇吟》(1923年)、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1934年)、蒋经邦《敦煌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跋》(1934年)、孙楷第《唐代俗讲之科范与体载》(1936年)、向达《唐代俗讲考》和《西征小记》(1950年)等, 都是敦煌研究的重要成果。作为国学门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的陈垣, 还应敦煌经籍辑存会之约, 编成《敦煌劫余录》, 著录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8679件, 分类编排, 体制极佳, 于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 是第一部大型的敦煌写本分类目录。
北大的研究所国学门, 包含了北大多门学科的人材, 并聘请了柯劭忞、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为导师，罗振玉为通讯导师。而且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它的国际性。其考古组除了已在北大教梵文的俄人钢和泰(B.A.W.von Stael-Holstein)、苏联西夏文专家伊凤阁外, 还由校长兼所长蔡元培具函, 请伯希和担任考古学通讯员。这对于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的敦煌学研究来讲, 是大有益处的。伯希和接受邀请, 一方面敦促法方以《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与《国学季刊》交换, 另一方面还代表北大参加1925年开罗的万国地理学会[8]。
1925年, 美国哈佛大学华尔纳(L.Warner)教授率敦煌考古队来华, 准备继续上一年的敦煌考古工作。经北洋政府顾问福开森(John C.Ferguson)介绍,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马衡筹划, 派医学校的陈万里随行。陈氏于1925年2月16日出发, 7月31日返回, 著《西行日记》, 作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实地调查报告》, 由朴社于1926年出版, 有沈兼士、马衡、顾颉刚序。尽管时间很短, 收获不多, 陈万里无疑是中国第一位科学考查敦煌千佛洞的学者, 他此行也是北大国学门的第一次实地调查。陈氏除《日记》外, 还著有《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万里校碑录》, 对敦煌莫高窟题记和碑铭作了研究。1925年10月底, 北大考古学会举办甘肃考古展览, 展出陈氏为学校所摄照片及购买的敦煌写卷等古物。
1927年4月, 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 北大教务长兼国学门导师徐炳昶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分任双方团长。中方十名团员, 均为北大师生, 如地质学者袁复礼、考古学者黄文弼、地质及古生物学者丁道衡等。黄文弼两赴新疆, 发掘吐鲁番及塔里木周边遗址, 获得古物文书甚夥。1930年黄氏第一次考查归来, 代理校长陈大齐在欢迎会上致词说:“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 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 而所得材料之丰富, 亦不亚于外国人。”黄氏《高昌砖集》、《吐鲁番考古记》等, 均为敦煌学必备的参考书。
三十年代, 北大学者于敦煌学续有贡献, 如1933年出版之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1936年刘复编《十韵汇编》、1936年陶希圣编《食货·唐户籍簿丛辑》等。
1934年8月, 向达、王重民由北平图书馆派往英法, 系统调查英国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敦煌文献, 向达编有《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 著录约五百卷左右, 多为佛经以外的重要典籍[9]。相比而言, 王重民在巴黎的成果更多, 他除编出P.2001-4654号的《敦煌写本书目》外, 还就所见四部典籍, 作了大量考释工作, 先后撰写一批跋语和研究, 辑成《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两卷[10]。两位先生除了做自己的研究外, 还为北京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拍照了数万张写本照片, 成为此后中国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主要依据。行前向达只在北大教书一年, 王重民则尚未入北大。1938年秋, 向达先生回国, 次年转入北大任文科研究所专任导师, 兼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王重民则经美国, 于1947回国, 任教于北大中文系。向、王两先生的英法之行, 一方面为中国的敦煌学准备了素材, 另一方面则为北大的敦煌学补充了人材。此后, 向、王两位先生成为北大乃至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1942年春, 重庆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 向达代表北大参加, 任历史组主任, 率史语所劳干、石璋如等赴敦煌, 考查莫高、榆林窟, 测绘拍照, 兼作敦煌周边古遗址的调查工作。向氏有《西征小记》一文纪行, 兼考两关、敦煌古城与古墓、西千佛洞莫高窟与榆林窟, 还记录了在敦煌所见到的敦煌写经[11]。历史组考察莫高窟之主要成果, 现已由石璋如整理成三卷本《莫高窟形》, 由台湾史语所出版, 虽然事隔五十多年这项考察所获资料才得出版, 但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当年工作之杰出, 不仅有记录, 而且有珍贵的各石窟测量图和照片, 这无疑是今后莫高窟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
1944年, 中央研究院与北大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 向达任历史考古组组长, 率夏鼐、阎文儒西行敦煌, 考察敦煌莫高窟, 并在敦煌南沙山佛爷庙、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获得汉简数十枚及晋唐文物若干。此次敦煌考察, 同样获得很多收获。向达陆续撰有《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证》、《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敦煌艺术概论》等, 夏鼐撰有《新获之敦煌汉简》、《敦煌考古漫记》等, 阎文儒撰有《莫高窟与敦煌》、《敦煌史地杂考》等[12]。向达两次敦煌之行, 还录有敦煌当地留存之重要敦煌写本若干种, 辑成《敦煌余录》, 包括《六祖坛经》、《南宗定是非论》、《天宝地志》等重要典籍, 惜未能及时刊出[13]。
向达代表北大的两次敦煌之行, 规模和成果远远超过1925年陈万里的西行。然而, 当时处在抗战时期, 条件十分艰苦, 经费也很紧张, 但却为北大文科研究开拓了新路, 这在已经发表的一些相关人士的书信日记中略有反映。1940年12月17日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汤用彤等致在美国的胡适的信中, 谈到文科研究所之充实途径有四项:
三, 在现状之下酌量举办少数之学术事业, 如......敦煌附近文物之复查等[14]。1943年1月17日, 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的《日记》载:
锡予(汤用彤)来, 示以觉明(向达)敦煌来书, 随与之长谈〔北大〕文科研究所发展事。余意, 语言调查可在云南, 若历史考证, 此后唯敦煌一路。其中未广布、未研究之文献甚多。且其地为国际学术界所注意, 关涉甚多, 影响甚大。此后北大文研(文科研究所)之发展, 舍此莫由。今觉明开拓于前, 吾辈正宜追踪迈进[15]。
1943年1月19日汤用彤致胡适信也谈到向达西行事（图32）:
昨日接觉明自敦煌千佛洞来书, 谓彼曾得王重民函, 转致尊意, 谓将筹款为文科研 究所基金及西北考察事业费, 闻之不胜欣慰, 为学校贺。......觉明此次以北大教授名义, 参加中央西北考察团, 其薪津由北大付, 此外稍寄去小款, 自不够应用。然觉明于交通阻塞之秋, 万里长征, 所获已不少。实物例如收得回鹘经文一卷, 为国内所无。其在敦煌所调查者逾三百余窟, 比之伯希和记录多约百余。盖觉明精力过人, 而相关学识之富, 并为国内首选, 西北考察如由彼主持, 实最合宜。又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 敦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 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 以于髯为护持, 张大千为主干, 西北古迹之能否长存, 恐为一疑问。以故敦煌文物调查不能再缓, 而我公为西北调查所筹款,亦宜委托北大专管, 务求用途得当[16]。
胡适在美国为北大的西北考察筹款事, 在1943年3月30日胡适致同在美国的王重民信中也提及:
朱家骅先生也有信来谈西北考察团事, 〔蒋〕梦麟先生也有信来谈北大事。我近得两千元, 也许即可汇给梦麟, 一半作考察团费, 一半作文科研究员印刷费； 是李国钦送我的, 我想他一定赞成如此用法[17]。
向达的西行, 为北大文科研究开出新路, 而且使中国的敦煌学研究, 走上了真正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正路。
1948年12月, 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之际, 举办敦煌考古工作展览, 同时印行《展览概要》（图33）,由向达、王重民编写, 对海内外敦煌学学术史做了完整全面的回顾。《展览概要》几乎占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三分之一的篇幅, 这个展览与善本书展览是当时一系列展览中最为重要者, 构成《纪念特刊》的主体篇幅。这反映了在当时北大的文科研究中, 敦煌学的研究占有重要的位置, 这是自向达考察敦煌时已定的文科研究方向, 而王重民的海外归来, 并加盟北大, 也更加强了这方面的阵容。这个展览出陈的材料, 有向达、王重民自伦敦、巴黎抄录的文书和拍摄的照片, 有北大、北图及部分私人收藏的原卷, 汉语、胡语文献均有；又有向达自敦煌拓回的碑铭, 抄录的档案, 还有中外学者所撰敦煌学论著的稿本、抽印本、原著, 中西文兼备。《展览概要》详述敦煌古物发现及展览的意义, 并就每一件陈列品都做了简明扼要的解题, 实为此前敦煌学研究的一份极佳的总结。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 北大的敦煌研究, 从单纯的依据书本研究, 发展到实地考查；从依赖于海外邮寄的照片, 到亲身前往英法等国抄录摄影研究； 从注意中国传统的四部古籍,到关心民间文学、社会情势等诸多方面, 这是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第一高涨时期。
总 结
(1).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一, 是勇于开拓和创新。敦煌资料为二十世纪初叶处在转型中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惯重视新材料的北大学人, 及时抓住了时机, 开拓中国敦煌学的新天地。敦煌资料中包含有大量传世文献中不多见的民间文学写本和社会经济文书,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 为“整理国故”, 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敦煌学研究, 迄今仍是北大系统全面地开展的新“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大学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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