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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般都学有专攻, 即使是从事敦煌学研究, 那也只是把敦煌学的研究纳入更广阔的研究范围之中。敦煌学在北大并不被看作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 而主要是一批材料, 学者们虽然在某一时间里可能专攻敦煌学的某个方面, 但其学术研究的基点却植根于较广的学术领域, 从哲学、文学、语言、历史、宗教的某一领域出发, 来兼统敦煌资料。正是由于他们有较为广扩的学术根基, 才得抓住新材料, 开拓新学问。
(2).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一, 是兼容并蓄和自由研究。从敦煌学研究来方面看, 有关的学者散在各系, 互不统属, 又由于自由独立研究的习惯, 也不成其为一派。但同在一校, 声气相合者免不了常相往还, 相互促进； 不合者, 也相互竞争。不论早年的刘师培、胡适, 还是今天的一些教员之间, 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有很大不同, 但他们都利用敦煌资料, 独立研究, 取得丰硕成果。因此, 北大的敦煌研究没有越走越窄, 而是促成了敦煌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插影响。
(3).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一, 是超国界的学术研究。从罗振玉与伯希和的交往, 到今日的汉学大会, 这种传统保持不变。由于历史的原因, 敦煌资料多在国外, 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以敦煌作缘, 北大的学者与国外同行的联系较广, 交流较多, 这对北大学术的进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敦煌资料不仅限于汉学, 还有西方学者擅长的各民族语言文字材料乃至印度伊朗等文化遗产, 更需要交流和合作研究。季羡林教授提出“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在世界”的说法, 正是立足北大的学术传统的深刻体认。
注释:
[1] 拙稿《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Ye Changchi: Pioneer of Dunhuang Studies,
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No.7, Spring 1997, 1-5.
[2] 《艺风老人日记》第五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影印本, 2118页。此条为虞万里先生检示, 特此致谢。
[3] 史树青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五卷碑刻拓本一, 东京柳原书店与上海教
育出版社, 1994年, 225页。
[4] 予会名单见汪康年《汪穰卿笔记》、 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原载《燕尘》第2卷第11号, 1909年11月, 此据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参看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118页。其在京师大学堂中的身份, 参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 331-346页。
[5] 此为罗振玉为这批敦煌影本所作的跋, 见《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 载《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
[6]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 中华书局, 1989年, 332页
[7] 《沈兼士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 1986年, 364页。
[8] 参看《蔡元培全集》第四卷, 中华书局, 1984年, 309页；伯希和《在开罗万国地理学会演说》,《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三期, 1925年10月。
[9] 载《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1卷第4期, 1939年, 397-419页。
[10] 1936、1941年北京图书馆出版。
[11] 载《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 1950年, 1-24页。
[12] 这些文章后收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论文集, 北京三联书店, 1957年版；夏鼐《考古学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 1961年；向达编《敦煌》, 学习书店, 1951年；以及《文物参考资料》和《考古通讯》等。
[13] 稿本曾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上陈列, 见《展览概要》48页。现由笔者整理此书, 有待出版。
[14] 《胡适往来书信集》中, 北京中华书局, 1979年, 503-504页。
[15] 郑天挺《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序》, 载同书,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年, 2页。
[16] 《胡适往来书信集》中, 553-554页。
[17]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 880-881页。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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