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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文化差异：对于跨文化知识状况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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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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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本土的权力结构所赋予和利用的；如果说全球化的格局是一个权力关系的格局，本土的权力关系也并不在它之外。在认识到这一基本状况的前提下，我们有意识地在后来的讨论中加强了对于这个问题的揭示。在第四次讨论中，我们的主题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围绕着战争责任所展开的一系列社会现实活动与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比起前三次讨论来，这次讨论的气氛最和谐和热烈，但是碰撞出的问题并不少，只是这一次显示的分歧更具有建设性而已。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请到了一位日裔的美国学者与会。他的参与使得中日的知识分子对话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定位更加具体化和明确化了。对于这位在日本知识界有着很大影响的学者来说，他的理论活动有着双重的现实功能，这就是以批判性理论面对美国与日本这两个异质社会的基本状况。他的方法是通过揭示普遍性与特殊性叙事的共谋关系，在理论的层面把两个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这种问题意识也反过来把他引向了那些历史上确实连接在一起的发生在日美之间的问题，比如在二战结束时美国通过建立日本的天皇制确保其在东亚的战略地位的问题等等。可以说这位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个案，提示我们如何恰当地使用理论的暴力性来打破僵死的普遍性/特殊性、西方/东方的格局，重新寻找问题的生长点。在他的讨论里，理论的批判性直接呈现为具有某种反历史倾向的、对于既成思维秩序的破坏，也呈现为试图建设新的思维秩序的尝试；二者的结合保证了其理论思维的活力，但是也暗藏着根本性的危机，这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避免简单否定从而更谨慎地处理其与现有思维秩序的关系，以有效地介入具体问题分析的难题。就我们的讨论来说，这位学者的参与使得看似单纯的"中日"关系忽然变得复杂了，我们意识到，即使仅仅在"中日"这样的框架中进行对话，仍然要直接包容其他区域的问题，比如美国的介入问题，朝鲜半岛的定位问题等等。这些并未进入中国知识界视野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全球化格局的形态。进入活着的历史：关于战争与中国革命
在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之间，是否能够形成真正的对话，其标志首先是我们能否就战争责任问题进行坦率和有效的交流，并通过这样的交流使相互间的思考推进一步。这样的尝试当然一直在很多学者之间进行，比如各种类型的有关战争历史的合作研究、讨论会、以及共同出版计划等等。这样的尝试所不得不面对的基本状况也是我们所不得不面对的：在中国和日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之间，缺少进行坦诚对话的最基本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共有彼此之间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为追究战争责任付出艰苦努力乃至牺牲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加害国日本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反省战争的历史责任和负起不再战的现实责任所付出的代价是中国知识分子知之甚少、或没有能力感受的。当中日之间的战争历史不能脱离整个二战格局尤其是太平洋战争来认识，以及战后的美国占领策略对于日本知识分子思考战争责任时基本路向的影响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无法成为中日知识分子的对话前提时，有关战争历史的"合作研究"基本是在浅层次沟通与深层次隔膜的结合状态下进行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知识共同体的对话当然也是在同样的前提下起步的。这一基本的隔膜致使我们无法在对话的当初就直接进入有关战争和革命的思考，而是在第三年的对话中才真正进入了这个话题。这是一次虽然是初步的但是却取得了实际功效的对话，它廓清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为今后的对话扫清了很多障碍。
作为一个必要的前提，这次讨论使战争责任的话题和中国革命的话题获得了国际共运史和冷战格局的背景。特别是日本和中国相对年长的知识分子的发言，使我们在一个更为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认识到了战争责任和中国革命的话题在不同历史阶段中所针对的是什么样的具体问题。一位多年从事包括追究战争责任在内的日本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指出，中国革命是中国人的历史遗产，也是世界人民的历史遗产，战后日本进步知识人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中曾经共有过中国人的感觉、观念和立场。但是毫无疑问，即使是这种被理解为共同的立场和观念，其实也是以自己的历史上下文为前提的。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最基本的状况，那就是当革命与战争的话题一旦深入，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认同于自己的民族立场。于是，在这个讨论中的另一个话题便受到了质疑：当有的学者试图把战争与革命放在东亚历史的脉络里来加以阐释，从而把近代以前的朝贡体系与现代史的认识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种视角伤害了一些日本学者的感情。事实上，在东亚学者之间论述东亚与西方冲击的抗衡关系是相对容易的，它并不伤害到论述者之间的感情关系；而论述东亚各国历史关系中的矛盾冲突的时候，甚至当人们试图把这种矛盾冲突对象化从而在与价值判断相区别的层面上加以阐释的时候，遇到的阻力竟然首先来自人们的感情。"大中国"与"小日本"的意象如此强烈，使得把东亚的战争与革命放在"中华文明圈"的历史框架里加以阐释的尝试立刻被理解为鼓吹大中华的思想。这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告诉我们，其实在东亚三国之间，对于国民国家的感觉是非常不均衡的，我们通常需要借助邻国的人们对于"大中华"的抵触来了解所谓国民国家的出现在东亚具有的重新调整国际关系的现实含义，而且要借助于历史来了解这种调节对今天的现实所具有的潜在规定性。何以中国人的国际感觉和全球化感觉总是面向西方的？这种面向西方的姿态与日本人面向西方的"近代"姿态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这些问题在有关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讨论中以潜在的感情冲突的方式被碰撞出来，不能不说是一个收获。讨论到战争问题，一个最敏感的话题就是南京大屠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和数字问题一直是一个看似简单却缠绕着多种纠葛的极其复杂的问题。很长时期以来，这个问题以一个极其单纯的方式被不断地再现，那就是中国人坚持30万死难者的数字无可更改，而日本人大多分成两派，一派指责这个数字不真实，另一派则试图以考证的方式证实这个数字基本真实。问题不在于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而恰恰在于它无数次被人们以各种方式"解决"，却似乎从未被解决过，而且总是以几乎相同的方式被作为新的问题提出。这个特别的现象暗示着，在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背后，集中着一个复杂的问题群，它不是通过数字的讨论能够得到解释乃至解决的。但是，通过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我们却可以有效地进入这个问题群，揭示它的基本结构。
在第三次讨论中，我们相对有效地进行了这样的对话，在中国与日本的与会者之间，产生了相当真实的共鸣。我们没有就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进行表态式的对话，而是通过具体分析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战争问题作为现代性事件，首先是国家行为，我们不可能脱离国家间的对抗行为认识有关战争责任的实态；在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上，首先体现着这样一个中国政府对抗日本政府的政治性立场。只要日本政府对于战争历史的态度不加以根本改变，这个数字问题就不会消失。其次，纠缠于数字问题真实性的并不都是否认日本战争责任的右翼分子，一些从事进步活动的知识分子和日本市民也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出相同的态度，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最难于清理的问题，它的症结在于日本的很多进步知识人在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理想破灭之后，其基本思维模式被吸纳进冷战思维模式之中，在这个模式中，"国家"（特别是曾经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被简化为一个进步知识人必须加以对抗的符号，而同样被简化为概念的"民主"、"自由"模式则因其抽象性而遮蔽了它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被绝对化为普遍性标准。被冠以"科学"之名的"学术客观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充当了审判历史的法官。在日本部分进步知识人质疑南京大屠杀数字的姿态背后，隐藏的恰恰是在战后日本语境中发展起来的这种"政治正确性"。他们要表达的是自己对于中国"国家"的批判立场，是以"民主"和"自由"审判"集权意识形态统治"的政治正确性。因此，在中国与日本知识人之间出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数字的争论，其实不是由于一方正确另一方反动，而是由于在各自的语境里，它们都被视为具有政治正确性。
在知识共同体的讨论中，这种政治正确性受到了质疑。不能不指出，假如没有两种语境的碰撞，这种质疑在单一语境中是不可能完成的。当日本知识分子指出对于南京大屠杀数字的质疑体现了日本知识界知识的抽象性时，这位发言者点明了一直被中国学界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战争记忆的情感性如何才能成为进入历史的资源，而不仅仅是直观性的感情发泄。在战争问题上，中国的研究者固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这些研究仅仅作为对于历史资料的揭示而被专门领域所局限，还不能够成为当代思想建构过程中的有效资源；在此情况下，对于战争的研究无法触及中国历史和现实思想状况中那些最基本的问题，这反倒使得中国的战争史研究无法介入当代中国思想那些最活跃的部分；与此相应，中国普通市民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把战争纳入思考更广泛的现实问题的视野，它基本上被就事论事地局限在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层面上，而作为保存战争记忆的重要资源，情感记忆并没有承载思想史的内涵，它不能够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因此，中国的知识状况恰恰与日本知识分子对于日本知识界的反省有某种相通之处，这就是知识的抽象性。当知识不能面对活生生的现实的时候，这种知识不仅会屠杀历史，而且会屠杀感情，使感情在无法与思想连接的时候不断被形骸化。中国的知识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对于战争历史的肤浅表态，并且使自己的研究仅仅用来论证某些既定的结论，并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更是由于自身思维的惰性。只有当知识被抽象化之后，材料才仅仅成为材料，感情也仅仅是人的直观冲动；战争历史在这样的状况下被处理，它无论被处理得多么具体入微，都不会具有活的历史的内在紧张，因而也不会成为现代的思想资源。
知识共同体的部分讨论成果见诸2000年3月和6月的《读书》杂志。中日学者同时处理战争历史的话题并不鲜见，鲜见的是这组文章具有相当内在的相互补充和呼应的效果。当这样的补充和呼应发生在中国与日本的知识人之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知识共同这样一个立场的可能性。
第四次讨论在第三次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对于战争历史的思考如何成为我们的思想资源是这次讨论的基本议题。通过对于一些个案的分析，又有一些新的尚待思考的问题浮现了出来。我们如何处理一种语境中正确立场的相对性问题？围绕着战争进行的一系列讨论无疑有助于揭示这一困境的存在。在一种文化的内部其正确性勿庸置疑的行为与话语，在进入另一种文化的时候却常常失掉它这种不言自明的前提，甚至被置于反动的保守的位置，这种相对性构成了所谓全球化语境中跨文化交流的最大难题；假如我们不能确保自己立场的正确性在任何语境中都是通用的，这是否意味着对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共谋关系的批判需要进一步复杂化，或曰历史化？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警惕借助于这种相对性的困境乘虚而入的文化本质主义，亦即在跨文化交流中拒绝他者的虚假开放姿态。在此基础上，我们的问题是：当跨文化交流形成了一种借助于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展的趋势时，我们要加以警惕的是一个悖论性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打破以各种外包装呈现的文化特殊论，这种论调排斥任何形态的他者，拒绝了文化内部的自我更新亦即文化内部的"跨文化"；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警惕那种以抽象方式进行的"跨文化交流"，这种所谓的国际化消解了跨文化的所有紧张和冲突，也消解了这些紧张和冲突在自身文化内部的复杂上下文，从而成功地掩盖了跨文化所要直面的基本问题。我们不能不两面出击，在拒绝文化特殊论的同时拒绝抽象的普遍主义叙述。
对于战争与革命的讨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视角。尽管我们中间并没有专门从事战争历史研究的专家，但是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争与革命所包含的复杂历史脉络和活生生的现实问题正面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为什么南京大屠杀的数字不容置疑"到"中国人是否很容易原谅日本"，这些最简单的问题引导我们进入了对于复杂的文化差异的追究和认识。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共同思考"我们亚洲人"是否是一个可以成立的说法，"亚洲"能够激发什么样的问题。
知识共同体这样一个一直富有争议的名称把我们引向了一系列复杂的讨论，这些至今尚未获得一致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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