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论者指出，亨廷顿学说的一大盲点，是把历史上的许多冲突说成是人类文化差异所导致，而忽视了更重要的因素：物质利益和发展空间（即便被认为出于“宗教”原因的十字军东征也如此）。亨廷顿也没看到，不同文明的表层尽管形式各异，但人类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大家同向心灵探索，将有机会进入大同，不一定要冲突。这自然也是不错的。我对这种理想主义的表态也是历来充满敬意。有一点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我们都希望人类社会能够避免战争，不同的文化之间能够和平相处。问题在于，鉴于目前的国际形势，例如中东巴以冲突、克什米尔问题、车臣问题，还有“9·11”事件所引发的暴力冲突，都一再告诫世人，世界和平的完全实现只能一再推迟。

    我不是亨廷顿理论的拥护者，尤其是他的关于对中国文明的崛起所存有的戒备心里更让我愤愤不平。不过我情愿把他的理论看成纯知识文本来阅读，而先不管他的真实意图。从这一角度出发，我觉得亨廷顿的学说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东西。

    首先，亨廷顿的世界模式尽管有许多问题，但他的八大文明形态的划分较之我们一直沿用的“中西”二元模式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本人曾在《东方文化研究的误区与盲点》一文中，对中西二元模式提出过质疑。这种绝对论模式曾长期制约着我们的思维。在我们的文化、文学、美学研究中，我们随时都可能遇到。例如讲中国思维是综合的，西方人的思维是分析的，例如讲中国文学是表现的，西方文学则是再现的，等等。这种看问题的角度显然是过于简单了。八种文明的划分仍然有许多可疑之处，“为什么日本可以算做一个独立的文明，而朝鲜就不算呢？把‘非洲文明’定义为包括南非在内的次撒哈拉正确吗？” 从根本上讲，它仍属于绝对论的，不过也许我们应该不要过分注重这种机械的划分，对于我们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以世界多元化模式取代中西二元模式的问题。

    其次，不管他是情愿还是不情愿，他都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西方中心主义的确在没落，将西方的价值标准硬性地推为世界普世文明，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他甚至断言，西方的生存有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的西方认同，以及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看成是独特的而非是普世的，并团结一致对付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在《孤独的超级大国》一文中，他将这一意图表达得更加清楚。他批评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到处标榜美国经济的成功可为世界效仿，而全然不顾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下降。在这篇文章中，他也再次阐述世界单极化发展的不可能性。他认为，冷战时期全球的权力结构基本上是两极的(bipolar)，而目前正在形成的权力结构则截然不同。现在世界上只有唯一一个超级大国，那就是美国，但这绝不意味着世界是单极的(unipolar)，它是一种奇特的混合体系，即一个超级大国与若干大国并存的单极＋多极体系(uni-multipolar)。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既需要超级大国采取行动，也需要与某些大国联合采取行动。他指出：“由于美国在行动上把世界当作单极世界，美国在世界上也越来越孤立。” 这说明，全球化的趋势并不会必然导致世界政治的单极化发展。我们可以预见，目前这种单极＋多极的世界体系还只是一种过渡现象，随着各国综合实力的增强，未来的21世纪必然是一个多极化(multipolar)发展的世纪。当然，这样一个多极化的政治格局，是站在美国利益立场上的亨廷顿所不愿意看到的。对于亨廷顿有关多极化导致文明冲突的观点，我们也是不能接受的。但无论如何，亨廷顿看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不会导致文化的趋同，而美国对单极世界的追求，必然使美国处于孤立的境地，这都是有远见卓识的。他的陋见只在于他忘记了文化的差异并不会成为冲突的根本原因。

    关于全球化会不会真的导致文化的趋同，我是持乐观态度的。至少目前人们所担心的情况还没有出现，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将来全球化真的到来的那一天也不会出现全球只有一种文化的情况。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是一对矛盾共同体，二者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的通讯交通工具、新的娱乐方式、国际互联网等，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它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生活条件的同时，又极有可能使人的感性体验方式发生变异，并引发认同危机。虽然人们可以通过打电话、看电视、在电脑互联网上建立与他人更广泛的联系，但毫无疑问，靠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联系明显带有虚假性，人们得到的是一大堆言语的、听觉的、视觉的现实幻影，失去的则是作为感性与理性统一体的自我的真实体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追寻和认同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寻找一种皈依感。所以，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正是基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的一种精神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需要，正是根植于全球一体化这一现实土壤之中，二者既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

    从文化本身的多层次性来说，全球化也不会导致文化多元化的最终终结。文化的核心价值构成文化的深层结构，主要是指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民族信仰和价值趋向等等，而语言、艺术、宗教、哲学等则是它主要的客观性载体。作为深层结构的核心文化不同于那种在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的概念。这种文化概念，其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必须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并由此产生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形态，诸如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在我们看来，这些文化形态只是文化结构的表层，而在这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的东西，它们是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个人主义（？）可能是资本主义文化，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则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对于前者而言，它与政治、经济体制密不可分，对于后者而言，它却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这种价值并不会随社会体制的改变而改变。一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致力于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但这决不会妨碍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也决不意味着它对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的拥护。而那种建立在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体制文化形态则只是文化结构的表层。当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变革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是引发文化表层结构的变化，并不容易摧毁文化的核心价值。文化深层结构的这种稳定性特征，也为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本民族文化认同提供了可能性。

    如果说文化身份特征的认同主要是指对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认同，那么，文化身份的建构则要以文化核心为建构基点，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

    这包括：第一，首先要保护自己民族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第二，在此基础上，可以无顾虑地吸收与融合来自异质文化的对本民族的整体性文化发展有益的东西；第三，在保证本民族文化主导性地位的前提下，也可以对他者文化的核心价值也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而不能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横加在别民族的头上。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建构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所必需的。而要做到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有赖于从过去的一元论思想方法到多元论思想方法的转变。具体到我们民族自身来讲，我们既要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要进行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处理二者的关系的时候，也不能用谁决定谁的一元论思想方法来看待。我们既没有必要因担心中国传统的丧失而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及管理制度，也没有必要因为要进行现代化建设而去反对和放弃我们的文化传统。因为说到底，文化的根本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是不同的两种系统，如果吸收和融合的是那些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政治改善的属于西方体制文化层面的成分，这不仅不会导致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核心价值的改变，处理得当的话，反而会加强对核心文化传统的认同。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