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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历史化的极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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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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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又成为启蒙思想的基础。现代中国历经长期的革命（激进的暴力革命和各种强制性的政治运动），它在关于现代人的精神、情感建构方面是相当欠缺的。长期以来，中国的那些在现代性意义上表达社会变革的理想的文学作品，却在人的精神、情感的书写方面留下空缺。在十七年和"文革"期间，大量文学作品把人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斗争和暴力革命被视为社会进步的动力，人的精神结构则被缩减到贫困的地步。"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则企图在人性论的意义上，补充历史缺失的环节。80年代上半期，报刊杂志一直有关于"现代人"的讨论，这些与文学界寻求的"大写的人"以及"主体性"论题相呼应，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性"未竟事业"在精神结构和情感价值认同方面的补课。
80年代上半期，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纲领之下，全中国拨乱反正，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实又获得统一性。现代化作为现代性的物质化体现，它以可感觉的表象引导社会向前发展。大量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引起了强烈反响，揭露现实矛盾，并且预示着未来无限美好的前景。典型的现代性叙事体现在把社会历史看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相信社会不断进步的理念，在审美风格上充满昂扬悲怆的格调。现代性叙事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文学为意识形态所制导，文学也是意识形态表达的最强有力的工具。
在什么意义上认为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叙事发生了转变？很显然，历史化叙事的缩减是其显著变化标志。文学叙事不再有一个统一的历史前提，也不再有一个关于现实的本质规定。现实不再是从过去圣化的历史发展而来的必然结果，现实只是个人理解的一种生活片断，个人经验的随意表达。没有一种合目的性的意图支配写作主体的精神，也没有统一的主题贯穿于所有的叙事中。强大的意识形态背景已经衰弱，文学突然间失去了现实感，当然也失去了历史感。80年代后期先锋派文学出现，它既是文学持续探索的结果，也是历史化缩减的产物。先锋派文学回避现实，转向了语言形式主义实验，看上去他们讲述了一些历史故事，然而，这些年代不明的历史故事，并不是要重现历史，而只是为语言形式的表达，找到一个恰当的生活资源。如果说，先锋派小说中有一种叫做生活的东西，有一种叫做历史和现实的东西，那就是语言形式的副产品。这并不是贬低先锋派对历史、现实以及生活的感受力，而是说，在先锋派小说这里，对生活的感受力与语言形式的结合，达到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一切都以独特的语言表达和叙述方式才获得存在的形式。只有在苏童的叙述中，才有那种优雅纯净而忧伤空灵的气质；也只有在余华的冷峻怪戾的刻画中，才有对生活最绝望的揭示；在格非迷幻却明朗的叙述中，才有生活不可知的诡秘……先锋派的出现，无疑是中国文学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文学可以不再依靠意识形态生存；它完全有可能以自身的艺术性来获得存在基础。
形式主义当然不可能是文学自我意识的一劳永逸的场所，但却可以是文学摆脱意识形态直接支配的逃离之筏。90年代的中国文学并没有留恋先锋派创造的形式主义氛围，事实上，包括先锋派自己，文学圈迅速回到常规写作，回到现实主义的美学规范之中，但此时的现实主义并不是过去的现实主义。尽管人物和故事都回到小说中，也不再有任何方法论的活动，但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不再有"历史化"的意识形态背景。90年代的文学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评价并不高，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深厚的思想和人文精神关怀。如果真正就思想性而言，这种评价无疑有其合理之处；大多数人指责的参照系在于意识形态诉求。他们把80年代文学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诉求看成是深厚精神底蕴的表现，以此来看待90年代的文学，而批评其思想无力，表面浮夸。
说到底这依然是在文学的"历史化"与"非历史化"的不同的语境中来评判文学的价值。相当多的人始终怀恋80年代文学制造的轰动效应，认为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那样，自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就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强有力的手段，通过讲述民族-国家寓言，文学成为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的初期阶段，文学为革命的合法性打下情感认识基础。在80年代称之为新时期的历史阶段，文学对历史进行反思，宣泄了人们郁积已久的对"文革"的愤恨，同时唤起了人们对现实的信心。这一切都是在主导意识形态框架内展开的推论实践。众所周知，意识形态的本质在于对现实利益和矛盾关系的掩盖，使特殊利益具有普遍有效性。80年代中国社会面对太多的矛盾关系，依赖意识形态来维系社会的整体和谐和共同目标，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整合的情感认知的润滑剂。
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有所缩减，这并不是由于中国社会不需要意识形态，而在于原有的意识形态并不能有效适应新的经济基础。而新的意识形态尚难以生长，这使原有的意识形态体系出现分离，在主导意识形态之外，与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相适应的市民意识形态也开始崭露头角，市民意识形态与主导意识形态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也出现某种程度的独立倾向。当然，这三方面的意识形态有分离，也有相通和重叠。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主导意识形态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只是其支配力不如80年代。这种思想意识状况，当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末期，这三方面的意识形态显示出趋同的倾向。但从整体上来看，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依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能起支配作用的意识形态，社会并未形成一个和谐的文化秩序，权威主义受到挑战，经典化显得困难重重。特别是消费社会在90年代后期迅速壮大，流行文化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说，90年代有什么处于相对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话，真正能支配人们的日常生活的那种普遍性的价值取向的话，那就是消费社会引领的消费观念和时尚趣味。 确实，就从90年代的生活实践来看，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确实处于缩减的态势。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就一直在探讨意识形态终结的问题，这是指冷战时期以东西方敌对阵营展开的那种意识形态，处于衰退的趋势。曾经获得西方知识分子赞许的苏联共产主义运动，由于斯大林的镇压清洗运动在西方曝光，而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严重质疑。西方的自由主义势力抬头，对左派运动大加挞伐。但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左派激进主义运动，使这种意识形态又得以活跃。但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在80年代末期，柏林墙的倒塌，使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信，"历史已经终结"，按照福山的观点，人类已经到达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观念作为人类统治的最后形式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无可争议的社会常识。
所谓"意识形态终结"与"历史终结"的意义实际如出一辙。只是在福山们那里，作为现代性的历史与冷战时期的历史既分离又混淆，历史被描述为从启蒙时代以来就发生的历史，又被阐释为意识形态纷争的历史。不管如何，"历史终结"这种说法显得简单明了，但也过于武断直率。不少左派知识分子根本就不同意这种说法。一向并不清楚标明左派立场的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就对福山的论调提出了质疑。德里达追问道："……这个绝对的方向，这个历史中的非历史性的终极目的（telos），是怎样恰恰就在我们生活的年代里，在这些日子里，在我们这个时代，导致了一个被福山称之为’福音’的事件……"
参见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文版，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3页。1993年4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思想与社会中心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国际讨论会，德里达在会上作了二次专题发言，发言稿后来结集出版，题为《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出版后引起广泛反响。在这次大会发言中，德里达花费主要的篇幅批驳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一方面，德里达的批判借助于经验性的历史，他指出如此众多的作为经验性之表现的现实事物都与这种完善的自由民主制度的降临相矛盾；另一方面，他指出福山又将自由民主制度设定为一种纯粹的理想。而这一理想，其实也不过是来自基督教的末世论，同时也是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幽灵化的运用。虽然德里达的批判带有很强的解构理论的繁复色彩，但还是不难感觉到德里达的批判是深刻有力的。
这并不是说，左派知识分子依然秉持冷战思维，对资本主义在20世纪最后25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以为然，也不会等闲视之；而是说，福山的论调无论在理论逻辑还是经历事实方面都难以令人信服。自从80年代后期以来，意识形态式微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西方民主制度社会之外的国家也同样如此。那些强大的以意识形态为轴心的历史观念及其历史叙事也随之衰弱，但意识形态衰弱，并不等于"终结"。丹尼尔·贝尔，这个老牌的右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60年就宣称"意识形态终结"。福山不过是步其后尘，更加狂妄自得而已。在贝尔看来，"意识形态从其性质来说要么是万能的，要么是无用的。"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文版，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4页。《意识形态的终结》第一次出版是在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贝尔对意识形态几乎深恶痛绝，直到1988年，在为他那本影响卓著的书《意识形态的终结》再版而写的跋里，他再次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抨击，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更迷信文化内在的连续性。他写道："文化的连续性是背离了任何一种历史主义的，其对真理的生生不息的渴望是一把不断地轰击着极权权力磬石的重锤。没有一个政治体系可以存在于道德判断的语境之外，但是，一种道德秩序，假如它想要不用高压和欺骗而生存下去的话，那么它就必须超越利益的狭隘主义，就必须克服其诉诸激情的欲望，而这是意识形态之所以失效的原因所在。"
同前，《意识形态的终结》，第518-519页。
基于如此观点，丹尼尔·贝尔看到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露出破绽，也就敢于宣称意识形态"终结"。
贝尔也意识到他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论断面临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激进主义的挑战。青年左派运动的强度，情绪激烈，语言表达方式，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猛烈批判，要求激进化的改革等，所有这一切都表示正在形成一个意识形态的新局面。贝尔后来解释说，这种激进主义都没有涉及经济问题，甚至无法形成一种前后一致的政治哲学。因此，它是道德的和道义上的激进主义。参见《意识形态的终结》，第491-502页。
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意识形态终结与后现代主义所理解的"历史终结"含义并不一致。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是对现代性的反思性批判导致了对现代性的质疑，从而使现代性的那种启蒙主义理念以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遭到根本怀疑。贝尔也看到意识形态作为现代性的产物这一特征
贝尔写道："在文化的视野里，意识形态是现代性的维度之一。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西方世界经历了在意识方面的非同寻常的巨变。现代性，这股令人震惊的强大力量，远不只是科学的出现，技术的爆炸，大革命的理念，人民大众的进入社会，尽管它包括了所有这一切。现代性源于原始的普罗米修斯的启示，这种启示现在获得了新的力量，它旨在要求人们去改造自然和改造自己：使人成为变革的主人，成为使世界适应自觉的计划和愿望的设计者。"（《意识形态的终结》，第505页）。贝尔理解的意识形态概念外延也并不清晰，在大多数情形下，他是指左派的意识形态，但他有时也指自现代性以来的那种关于社会变革的观念。贝尔赞赏弥赛亚·柏林的消极的自我选择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及实用主义哲学。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他对乌托邦式的观念性的意识形态诉求尤为反感。
，但是，在现代性所表征的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的理念取得最终胜利的前提下，所有反西方主流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说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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