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顿《数学原理》一书出版约80年前，利玛窦和徐光启已将欧几里德《初探》的前一半翻译成中文，取名为《几何原本》。虽然这本书未能译完，可是徐光启已“十分了解《几何原本》中的推理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推理方法不一样。”(9) 并且已认识到“掌握了这种推理方法可以掌握住别的学问，对国计民生，对工业、农业、军事等一切都有巨大影响。”(10)徐光启一生还编著过《农政全书》及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 

     
    可惜的是，《几何原本》与徐光启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反响。《几何原本》的后半部分直到鸦片战争之后的1857年才由李善兰（1811—1882）和伟烈亚力（A.Wylie 1815—1887）译出。

     
    三棱镜、欧氏几何学在中国和欧洲两种不同的命运，实质上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杨振宁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他说：“1600年到1900年，中国是抗拒西方科技的。为什么？科学史学家列举了许多原因：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科举制度；文化传统中，只有人文、道德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学说，缺乏自然哲学和逻辑思维等等。但我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夷夏之辩’。满清康熙皇帝是一个极有心的君主，他以东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对付反抗，巩固统治，得显示自己是中国‘正统’的继承者，于是着意比‘正统’更‘正统’，排斥‘异端邪说’，与异质文化划清界限。种族冲突的时代，宗教不能不是个敏感问题，贬拒天主教，现代科学也就跟着倒霉了。”(11) 

     
    满清最高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显示‘正统’，最终拒绝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最为正统的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保守，甚至愚昧的一方面，在抗拒西方科技传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玛窦来了，德国人汤若望（Joham　Adam　Schall Vor Bell，1591——1666）来了，传教士大批涌入，带来了“地球是圆的”的观念，坐在“世界中心”的士大夫们坐不住了，开始顽强地抗拒异族文化。其中有一种“西学中源”之说：你西方科技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了！这个“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乃是清代大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他的名言有：“几何即勾股也”，“谁知欧陆言，乃与周髀同”。杨振宁曾多次提到的另一个典型的反对传教士的人物是杨光先（1597—1669），此人是一个顽固而又怪戾的官僚，以“敢言”在官僚中出名，事实上是一个“妄得敢言名”的“市侩之魁”。他有过一句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曾不择手段地弹劾已做了钦天监掌印官的汤若望，在汤若望去世时，杨光先做了钦天监监正。 

     
    “看到梅文鼎和戴震等极端聪明的大学者都全力支持并传布西学中源说，就令人体会到当深厚的文化出现斗争冲突的时候，要转移观点而接受外来文化中的优点是多么困难的事。”(12) 

     
    统治阶层的利益、文化传统的保守可以暂时关住天朝大门。但是，在炮舰的外交下，军事接连失败，不仅大门关不住了，还得赔款又割地，受尽凌辱后的古老而骄傲的民族终于认识到既要打开大门让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进来，还要走出去向人家学习。 

    四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杨振宁认为，20世纪前50年是中国高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50年。虽然这50年是战火纷飞的年代，1900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侵、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到1949年才结束的解放战争，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动荡，生活不安，但是，从19世纪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立，开始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度等为标志开始接受并引进西方科技，到20世纪40年代末，其中一些科学领域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以理论物理学为例，从1927—1933年中国有三位留学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们是王守竞（1904—1984）、周培源、吴大猷，也是中国最早的三位理论物理学博士。到1948年，杨振宁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有中国血统的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中国人的理论物理学水平已站在世界前沿。从第一位到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也就是两代人的间隔，“两代先辈引进了足够的近代科学知识，令我这代人可以在出国前便进入了研究的前沿。”(13)     
    20世纪后50年，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技术已在中国本土化，并且开始加入国际科技竞赛。反应堆、原子弹、氢弹、卫星的研制成功，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被培养出来，科技对经济的巨大贡献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中国人近几个世纪以来造成的心理自卑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中国人有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做出世界水平的贡献。 

     
    杨振宁还乐观地预言：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为此，他提出了“将对下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四个条件：      
    第一、人口众多的中国拥有千百万极聪明的人才。
    
    第二、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重家庭人伦关系，注意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人才。    

 第三、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中抗拒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但是这种抗拒在今天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识。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猛进，每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9％。相信中国在2010年左右变成世界工业大国之一。 

    杨振宁说，科技发展取决于上述四个条件，前三个中国现在已有了，最后一个到下世纪初也会具备。 因此， 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科技在21世纪的发展持极其乐观的态度。”

    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杨振宁所提出的四个条件有两个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这个观点在国际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也得到了认同。90年代中期开始，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方式日益成为国际管理学界和媒体追逐的新聚焦。管理学者们通过对许多华人企业的案例分析，发现华人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实际上同现代化美国的大部分商业原则迥然不同；华人家族企业同为数众多的、经过现代化管理科学改造的西方家族企业比较，也完全不同，但是结果却是华人家族企业增长幅度和增长速度更快。更令学者们疑惑的是，这种冰山尖顶底下究竟隐蔽着多少宝藏呢？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过都一致认为，华人家族企业既是一个经济课题，也是一个文化课题。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亚洲华人把家族资本、传统观念即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亲和力。 

     
    过去，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阻碍了中国科技、经济的发展，今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面却成为支撑中国科技、经济进步的基石。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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