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的法子来。”写什么呢？作者将留日的中国人分成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实心留学的，第二种经商的，第三种是既不留学也不经商，专门吃喝嫖赌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到日本的大大小小亡命客。作者称前两种人与自己“无笔墨缘”，因为他们“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而后两种人却有“种种风流趣话”和层出不穷的“丑事”供自己揭发：“凡来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而初次来日本的，不解日语，又强欲出头领略各种新鲜滋味，或分赃起诉，或吃醋挥着拳，丑事层见报端，恶声时来耳里。”——如此的写作动机与兴趣，决定了《留东外史》的格调。包天笑说这部小说，“所写都是吾国留日学生的异闻艳迹。其中所述，有影射某人某事的，凡是日本老留学生，都能指陈其事。”〔4〕民国文化史杂家郑逸梅也认为小说中的描写“十有九实”，可以证明这部小说有很强的纪实性成分。可惜的是，由于玩世的心态和低级陈腐的趣味，这种“影射”并不能给人多少艺术上的真实感。
《留东外史》问世后，引起新文学界的猛烈抨击，鲁迅将这部小说斥为“嫖界指南”；周作人认为它“不诚实”，不是“艺术”作品。〔5〕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留东外史》在世俗社会中引起巨大的轰动。小说一百六十章，分六集，附批语，历时十年出版。这个事实本身也在说明问题：一部现炒现卖的东瀛异域小说能够如此长久地畅销，显示着大众期待的满足程度，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小市民琐屑的欲望与市场机制，左右着不肖生的如椽之笔；中国民众对“小日本”的奇异想象和激愤之情，通过《留东外史》得到了表达和宣泄，或者说，《留东外史》写出了中国民众希望看到的日本。
《留东外史》问世后，不仅在世俗社会，同样在文学界产生影响，甚至连刚出炉的新文学家、“创造社”的张资平，对不肖生的“写实”手腕佩服得五体投地，将此书当作箧中宝，时时观摹。〔6〕此后的滕固、崔万秋、刘呐欧、叶灵凤等人的作品，都有与《留东外史》一脉相承的地方。最有意思的是，留法学子陈登恪竟然模仿《留东外史》，写了一部《留西外史》，显然是小巫见大巫。而老舍写《二马》时，则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将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弄成《留东外史》一类的东西〔7〕，这从反面证明了《留东外史》的影响力。半个世纪后，随着经济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留日狂潮再度兴起，格调类似的《上海人在东京》（樊祥达）、《东京有个绿太阳》（蒋濮）相继出现，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历史似乎又开始了新一圈的轮回。看来，只要中日两国的关系不能真正的正常化，这种非良性的文化互动大概永远不会结束。
注释：
〔1〕《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2〕《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4～105页。
〔3〕〔4〕引自范伯群文《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人——平江不肖生》，《武侠鼻祖向恺然代表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5〕仲密：《〈沉沦〉》，引自《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7页。
〔6〕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这样记述：1918年夏天张资平到福冈海滨度假，郭沫若当时正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读书。在松林里散步时，郭与张意外相遇，两人聊了一通后，郭就随张到他的寓所。郭发现，六铺的草席上连矮桌也没有，只有一个藤手箧，手箧旁边散乱几本书。他顺手拿了一本看，是当时以淫书驰名的《留东外史》，就问张：“你怎么在看这样的书？”张回答：“怎么，不好吗？我觉得那写实的手腕不坏啦。”郭不再说什么，看了一下书的内容是旧式章回体，就把书放回原处。
〔7〕老舍在《我怎样写〈二马〉》一文里写到：“最危险的地方是那些恋爱的穿插，它们极容易成为《留东外史》一类的东西。可是我在一动笔时就留着神，设法使这些地方都成为揭露人物性格与民族成见的机会，不准恋爱情节自由地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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