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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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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2: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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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不足道，算不得文章，实则弹词在艺术方面，也自有其独特成就的。最主要的是其特有的音乐性和描写细腻，弹唱起来，或‘柔语如珠，绵绵不绝’，或雄浑浩荡，有若奔流，绘影绘声，竭尽委婉曲折之妙。”[3]阿英反复肯定弹词的文学价值，认为俗文学并不低于雅文学，这种观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重视俗文学研究是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新走向，它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容。现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如郑振铎、赵景深、钟敬文、关德栋）十分重视俗文学的研究，阿英就是其中之一。在阿英的学术研究中对于弹词、大鼓书、梨花大鼓、民歌、时调、拍板歌等，均有专文研究。他敢于肯定通俗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地位，称赞其思想和艺术成就并评说其影响，对于转变学界轻视俗文学研究的传统观念、推动俗文学研究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对于近代几部反映社会现实的弹词的评论。
对于近代男性写的弹词，阿英尤重视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他认为《庚子国变弹词》“代表了旧的弹词最高的发展，是突破了英雄美人、佳人才子一般固定的老套，走向广大的社会生活，历史上的特殊事变。”过去的弹词，著名的如《再生缘》、《笔生花》、《玉钏缘》、《天雨花》、《锦上花》、《再造天》、《玉连环》等自有其文学价值，有些作品如周颖芳的《精忠传》写岳飞精忠报国事，作品表现了浓郁的爱国思想，但如就多数的弹词而论，其创作题材，基本上未跳出“才子佳人”、“英雄儿女”大团圆的框框。而李伯元以庚子事变为题材，全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变的全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烧杀抢掠，以及官兵以剿义和团为名屠杀人民的罪行，真实地描写了庚子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这部弹词虽有其思想局限，但从题材和创作模式上，无疑是对此前弹词创作的突破。所以阿英认为《庚子国变弹词》“是最能反映这一回事变，最通俗的，而又有文艺价值的书。”
阿英对于反映进步倾向的弹词十分重视，除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外，他还评价了《绘图二十世纪世界文明灯弹词》和《法国女英雄弹词》。这些评论对读者了解此类作品均有启示意义。
第三，对女性弹词的梳理。
弹词作为通俗文学，尤钟情于女性，不仅许多著名长篇弹词的创作主体是女性，弹词的演唱主体是女性，而且弹词的接受主体也以女性为多。在某种意义上说，弹词简直可以视为女性文学。
对于女弹词的发展，阿英在其长文《女弹词小史》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女弹词小史》分上下两卷，上卷是《女弹词小志》，下卷是《词媛姓氏录》。阿英在上卷中对女弹词的起源、初期的词场、书场与书寓（女弹词艺人的住所）、人物脚本与调门、皮簧杂技的侵入、前期女弹词的终点、词场竹枝词、无线电时代的再繁荣均作了详细的叙述，使读者对女弹词的发展、演变、兴衰有一个较完整和清晰的认识。女弹词虽然始于明代，但女弹词的发展又是与城市的发展相呼应的，它盛行于道光时期的上海和苏州（苏州当时是江苏省的省会）并不是偶然的。随着大都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文化需求愈来愈迫切，消费群体的娱乐情趣正是制约着女弹词发展的主要因素。
《女弹词小史》的下卷《词媛姓氏录》，梳理出女弹词艺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词场先锋朱素兰，以及袁云仙、陈月娥（二人色艺双绝）、陈芝香、徐宝玉、汪雪卿、严丽贞（此四人以艺胜）、王幼娟、徐雅云、黄蔼卿、陈佩卿（此四人以色著）等。阿英在《词媛姓氏录》中介绍了当时的文人对她们色艺的评论，对研究者可以增加不少感性的认识，也提供了她们在演唱中的若干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三）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
阿英十分重视翻译文学研究，这是因为翻译文学不仅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了解近代文学生成语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所周知，近代文学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而翻译文学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因此研究翻译文学正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近代文学的文化背景、变革轨迹，以及近代文学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阿英在翻译文学方面，他写有《翻译史话》，《史话》从目前所写的几节看，原拟从近代早期中国翻译俄罗斯文学写起（普希金—高尔基—莱蒙托夫—托尔斯泰—虚无党小说—契诃夫），有计划地将近现代翻译的主要外国作家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可惜《史话》只写了四节，写到中译莎士比亚和哈葛德的作品，未能完成全书，这是十分遗憾的事，也是我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研究的一大损失。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阿英又陆续写了一些介绍中国翻译西方作家作品的文章，计有《关于歌德作品初期的中译》、《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等。对以上外国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作了较系统的叙述，很有助于翻译文学史的研究。
从阿英关于翻译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评论的论著来看，他对饿罗斯文学用力尤多，这自然与20世纪前半期的时代因素和人们的精神需求有关。“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4]， 已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共识。阿英的研究选择也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在这方面，他写了《关于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著作中译本编目》、《赫尔岑在中国》、《中译本安特列夫主要著作目录》、《中译高尔基作品编目》、《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在中国》，此外，阿英还撰有《安特列夫评传》，编有《托尔斯泰印象记》（译文集，1932）、《高尔基印象记》（译文集，1932）、《劳动的音乐》《原题为《高尔基小说撷华》，译文集，1932）、《饿罗斯文学译文卷》等，对俄罗斯文学及其翻译文学研究不仅作了中肯的评论，而且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阿英关于翻译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尽管还缺乏系统性，但它对于近代文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建设意义。
三
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是在上世纪国难中开始的，它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长期的研究工作又形成了他自己的学术个性，这里只能择其要者谈四点。
（一）经世致用、为现实服务的治学精神。
阿英从事近代文学研究，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孤岛时期”。1938年，阿英在从事进步的戏剧活动（成立业余的“新艺剧社”）的同时，他开始研究近代文学，写成了《国难小说丛话》，论述了甲午中日战争前后20余种以反对殖民主义侵略为主题的小说，阐发了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旨在激发国人的民族精神。阿英在《中东大战演义》评价中说：“甲午中日战争，实为日本五十年来不断侵略中国之根源，在史的意义上极为重大，然迄今竟无关于此战之优秀作品出现，实为吾人之耻。”又在《旅顺落难记》中说：“日人今番侵略中国，其凶残自不让于甲午时期。平民妇孺，被奸被杀被轰炸之惨，稍有人性者，无不奋起。日人除抵赖外，彼军事当局亦有以‘今番始堕落，须亟加更正’为言者。实则五十年前即已如此，不待今日而始如此发挥兽性也，《落难记》即其一铁证。”目的很明显，它是借近代的小说来揭露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以唤起人们的反抗精神和复仇意识。此外，这之前和之后阿英写的《近百年中国国难文学史》（原稿已失）、编的《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后改称《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他编校的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1935)、吴趼人的《痛史》(1937)，并出版单行本，乃至他自己创作的《碧血花》(1940)、《海国英雄》(1940)、《杨娥传》等历史剧，目的都是为了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热情。
（二）重视资料建设，为学科建设奠定基础。
重视搜集、整理、编纂近代文学方面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各种书目，是阿英研究工作的最主要的特点。
资料工作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没有资料就无法从事研究，所谓“巧手难做无米之炊”。马克思曾说过：“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5]阿英十分重视资料的建设工作。他的资料工作，第一步是搜集各类书籍，尤其是一些难见的孤本、抄本。前面我已说过，近代虽距离现在并不远，但作品、史料的搜集要比古代难得多。阿英不仅注意近代各类书籍的搜集，而且为搜集一些稀见的书籍、报刊和资料，经常到各书店、地摊去“访书”、“淘书”，这我们从他写的《城隍庙的书市》、《西门买书记》、《海上买书记》、《浙东访小说记》、《苏常买书记》就可以看出。为了购买一本需要的书，他不惜跑遍上海所有的书市、旧书店和地摊，阿英这种搜集资料的艰辛以及所付出的劳动，现代的读书人恐怕是很难理解的了。
阿英编辑的近代文学资料，仅以《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和《晚清文学丛钞》这两种丛书计算，已近800万字，再加上他编辑的各种书目、报刊述略，总字数近千万，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也为学科建设奠定了一定的资料基础。在这方面，阿英对近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
（三）研究领域的广阔。
研究领域的广阔也是阿英研究工作的一个特点。阿英是现代著名的作家、学者，他涉猎的面是很广的，既有文学创作，也有翻译，后期更主要的是从事文学研究。即以文学研究而言，既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而主要精力还是在近代文学研究。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他的研究兴趣也是多方面的。他既从事文学作品的编辑、书目的编著，史料的汇编，也着力近代文学的研究。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包括小说史研究、文艺报刊研究、通俗文学研究，翻译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这种多领域、多学科、多门类的研究，给阿英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参照系，使他能更全面、更准确地评说近代文学的成就和弱点。比如阿英的翻译文学研究，便为他正确把握近代文学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背景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同时也为认知近代文学如何接受外来影响拿出了实证。再如，近代文学报刊的研究不仅拓宽与丰富了近代文学的研究内容，而且这一有关近代文学传媒的研究，阿英在半个世纪前便已认识到它在近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着手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英这方面的研究实开近现代文学传媒研究的先河，其意义不仅限于文学报刊研究的本身，而且它启示着传媒研究应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再如，俗文学研究，阿英也给予充分的重视。其实，他所研究的弹词、歌谣、时调、拍板歌、大鼓书、梨花大鼓、相声等，有些就是近代文学中俗文学的组成部分，也有些研究直接与近代文学研究有关。如《从王小玉说到梨花大鼓》一文，作者指出《老残游记》里的黑妞、白妞说书，其中的白妞就是历城（今济南市）人王小玉。文中引凫道人（贾凫西）的《旧学庵笔记》“红妆柳敬亭”条为证：“光绪初年，历城有黑妞、白妞姐妹，能唱贾凫西鼓儿词。尝奏技于明湖居，倾动一时，有红妆柳敬亭之目。”这对了解黑妞、白妞这两位女艺人就很有帮助。再如他的《关于石玉ｋūｎ＠①》，阿英据金梯云抄本子弟书《叹石玉ｋūｎ＠①》一节，了解到石玉ｋūｎ＠①的生活年代大体系道光时的艺人。此说虽未成定论，但至少可提供一说。这又可以看出阿英的俗文学研究与他的近代文学研究互补的关系。
（四）重视考证。
考证又称考据。考据学是清代朴学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在研究工作中，包括作家的生平、作品的真伪、作期、版本的年代、作品中的人物原型等等均需进行考证。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必要的、精确的考证，作家作品研究几乎无法进行。以李伯元研究而论，阿英通过考证纠正了一些错误。比如他在《惜秋生非李伯元化名考》(1935)中，考证出为《官场现形记》和《海天鸿雪记》写序的惜秋生并非作者李伯元的化名，而是李伯元的一位好友欧阳钜源(1883-1907)，此人也是小说家，原名淦，字钜源，一作巨元，别署茂苑惜秋生，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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