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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８：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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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2: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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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30]
挑战者们反对自由思想，批判知识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指出：“鲁迅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完全暴露了出来，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小资产阶级的不愿认错，小资产阶级的疑忌……鲁迅所以陷于这样的状态之中，我们也可以说完全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徘徊，所谓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鲁迅便是被骗的一个。”[31]在他们的眼里，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都是应该批判和否定的。鲁迅却仍然坚持自由的思想，反对任何思想专制，守护着现代知识分子独立地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即使翻译苏俄文艺理论的主张，也是“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32]关于挑战者们反复攻击的所谓“小资产阶级”，鲁迅说：“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但在文艺上，却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哪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是‘抬’。”[33]
挑战者们认为阿Ｑ时代已经死去，大众已经不需要启蒙，所以强调作家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而充当大众的留声机器。他们认为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资本主义已到了它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34]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农村零落了，都市普罗列塔利亚特（Proletariat）发生了。谁人能说中国依然是（封建的）文明之邦，礼教之国？”[35]与此同时，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Ｑ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Ｑ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知识已不像阿Ｑ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Ｑ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36]那么，《阿Ｑ正传》当然过时了，它“是写给愚蒙看的，那么就请它到愚蒙那里去吧，我们这儿已不再要它。我们这儿要革命文学了，要无产阶级的文学了。”[37]既然阿Ｑ时代已经过去，而且阿Ｑ已经觉悟，当然不再需要启蒙主义。所以，按照钱杏村的说法：“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再不彻底觉悟去找一条生路，也是无可救济了。”[38]鲁迅却不承认阿Ｑ时代已经过去，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启蒙立人之路。他在同一期《语丝》上同时发表《扁》、《路》、《头》、《通信》、《太平歌诀》、《铲共大观》等一系列文章，其显著的主题是揭露现实的黑暗和民众的愚昧，提醒人们：阿Ｑ的时代真的过去了吗？阿Ｑ真的已经觉悟？在《铲共大观》中，他说：“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在《太平歌诀》中，他说“看看有些人们的文字，似乎硬要说现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 在《文艺与革命》中，他说：“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
挑战者们以无产阶级的文学使者自居，自以为代表着新的时代，并且完成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超越，鲁迅却看到了假冒伪劣，看到了新商标下的旧货色，毫不留情地揪出了他们新制服下面的老辫子。在〈路〉中，他曾尖锐地讽刺说：“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因为在他看来，在这些地方寻找出来的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使者。在《文坛的掌故》中，他又说：“向‘革命的知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的为他们自己写照……”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中，因为对方提到了林琴南，鲁迅写道：“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林琴南先生的事也正是一个证明。至于所以不行之故，其关键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这一阶级将被‘奥伏赫变’，及早变计，于是归根结蒂，分明现出Fascist本相了。但我以为‘老头子’如此，是不足虑的。他总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还像他的东拉西扯。”
关于鲁迅对创造社太阳社的态度，后来的评论也远不如当事人当时的感觉更为准确。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在这儿鲁迅先生又不费力地把创造社来和《论衡》派、鸳鸯蝴蝶派归为了一类，而使文学研究会承继着《新青年》和《终身大事》的正统。似乎创造社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新敌’，是因为该研究会声援了《新青年》。”“我们的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要把创造社的几个流氓打进阿鼻地狱里去的。在未革命之前他们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后他们还是流氓痞棍！”[39]
考察这场冲突，我们不难看到，虽然矛盾复杂，但的确带有新旧文化冲突的性质。挑战者以最激进的面貌出现，似乎实现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超越，要把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所谓“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事实上，他们却陷入了一种貌新而实旧的境地：他们反对的所谓“旧式的作家”，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他们所反对的所谓“旧思想”，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新思想。这些激情满怀的年轻人自以为超越了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却没有意识到他们以最激进的面貌出现，努力复活的却是旧传统。
进入３０年代之后，鲁迅参加了左联，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五四新文化的守护。他加入左联之后的矛盾和痛苦，与左联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其根本原因都在于他虽然置身于左联之中，却仍然不愿放弃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现代性的文化目标。就整个新文化阵营的格局看，３０年代的鲁迅已经站在一个极地之侧，但是，正是在这个边缘之处，鲁迅以短兵相接的方式抵抗了各种对新文化的侵袭，顽强地守护着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和来之不易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空间。------------------------------------------------------------------------
注释：[1]《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Ｐ722-723。[2]《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版，Ｐ223。[3][4][5]《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Ｐ666，Ｐ666－667，680。[6]《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此处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版，Ｐ474。[7]参见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2卷10号。[8][9]《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10]《三闲集·在钟楼上》[11] [12]《而已集·扣丝杂感》。[13] [33]《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4]《三闲集·皇汉医学》。[15]《而已集·小杂感》。[16]《三闲集·通信》。[17]《每周评论》第19号。[18]《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P591－592。[19]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20]郭沫若《革命与文学》，1926年4月《创造月刊》。[21][22][34]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928年2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23]《打发他们去》，1928年5月《我们月刊》创刊号。[24]王独清《祝词》，1928年5月《我们月刊》创刊号。[25]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第四号。[26]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27] 冯乃超《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第4号。[28]成仿吾《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创造月刊》1928年5月。[29]钱杏村《朦胧以后》1928年5月20日《我们月刊》创刊号。[30] [32]《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31]钱杏村《死去了的阿Q时代》，1928年3月《太阳月刊）[35]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1928年1月《文化批判》创刊号。[36]钱杏村《死去了的阿Ｑ时代》）[37]朱彦《阿Ｑ与鲁迅》1928年10月《新宇宙》创刊号。[38]钱杏村《死去了的鲁迅》，原载《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7月初版，引自《鲁迅和他的论敌论文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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