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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上)

时间:2009-8-8 16:52:11  来源:不详
运动的方向。
首先,仍然坚持反传统的文化立场,致力于旧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他对革命的广州在文化上的守旧深感不满,因而开始在南方传播新文化的火种。在《无声的中国》中,他首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中国文字,认为正是它造就了一个无声的中国:“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在革命的广州,人们都熟悉孙中山的“一盘散沙”论,但是,对于这“一盘散沙”的形成,鲁迅的解释却完全不合于孙氏学说。孙中山认为是自由太多导致了中国人成为一盘散沙,鲁迅却认为原因在于“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那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而且,正是在这篇演讲中,他再次反对调和折中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他说:“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直到今天,包括《鲁迅全集》的注释,都注明所谓“特别国情”是袁世凯的论调,其实,特别国情论也是孙中山、蒋介石等人的论调。鲁迅却继续坚持对特别国情论的攻击,并且一如既往地强调:“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其次,没有迎合广州的革命口号,没有唱革命的高调,更没有为革命策源地献上动听的赞歌。既是名人,他不能不参加各种活动,不能不到处演讲,甚至无法拒绝种种革命桂冠。然而,他却常常说一些煞风景的话,甚至因此而使一些革命者大失所望。他对革命口号和革命桂冠的确不感兴趣,甚至声称自己从来不革命,而且害怕革命。这一切都显然不合时宜,因为广州作为革命的中心,正依靠狂热情绪进行着革命的动员。在一次次演讲中,他反复强调的是:现在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文学也是旧的。他说: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去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他批评广州“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的文章,几乎全是旧式。我想这足见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然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8]


其三,在当时的广州,那些穿上了军装或挎上了军刀的文学家们正在大讲“革命文学”,鲁迅对此没有给予热情的支持,而是常常泼一点冷水。鲁迅反复讲的却仍然是文艺自身的特性,是创作的自由和自主。他讲文学的“无用”和“无力”,甚至断定革命的时代是没有文学的。在黄埔军官学校的演讲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9]
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对革命的认识更加清楚。以独裁代替民主,以专制压制自由,以群体压抑个体,以所谓革命的主义代替自由的思想,这一切是一个坚持五四新文化立场的人所能容忍的吗?考察当时鲁迅的言论,可谓谨慎非常。但是,精神立场却不难发现。他的确看了很多,也感触甚多。比如,在K委员的眼里,“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在革命策源地,连白话都视为异端;报刊成了宣传工具,人的言论要符合革命的尺寸;否则就不能发表……如此情况下,谈什么思想自由?谈什么文学建设?鲁迅对思想禁锢当然不能认同,因为他所向往的革命是推动文明向前发展,而不是让人失掉思想的自由。在革命的广州,鲁迅没有找到他所向往的自由权利。
他曾经这样叙述过自己的遭遇:“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做文章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10]在革命的广州,一切都要服从革命的需要,所以文学“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这才是‘革命文学’”。[11]对此,鲁迅曾经形象地描述道:“现在在南边,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在这种唯“革命文学”独尊的文化氛围中,鲁迅看到,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语录虽然是常见的标语,但仿佛已经成了一句谦虚话,在大部分的人们的心里,是“革命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了。“既然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国的主人翁,则对于一切,当然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刊物虽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12]刊物既然被主人翁看管,新闻出版的自由当然难以出现。
在革命之前,鲁迅自己有一种解释:在革命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文学的。他大概也同样认为,在革命的时候,是没有自由思想的。但革命成功之后呢?鲁迅看见了,也经历过了。一九二九年五月,他在燕京大学演讲,开头就说:“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诸君说什么话了,因为革命以来,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就是反动……”[13]至于革命之后的文化走向,则是“革命成功之后,‘国术’‘国技’‘国花’‘国医’闹得乌烟瘴气时”[14]
然而,对于鲁迅来说,重大的收获还在于他又一次看清了中国的革命,原来不过如此:“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15]这显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希望的结果。鲁迅曾经为参加革命的青年而痛苦,甚至怀疑自己参与了制作“醉虾”的勾当,然而,现实也使他更进一步明白了什么是革命家:“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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