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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墨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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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2: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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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处于纷乱动荡之中，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文化思潮，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指导思想，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武器，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理性的考察和全面深入的研究，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但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却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特别是对于郭沫若来说，有政治斗争的热情，又急于用世，其学术研究的时代性和局限性就表现得非常明显，特别是那些非考证性的学术研究。郭沫若的墨学研究表现出下述特点：
其一，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新版引言》中说：“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的问题。” 说明他对学术研究的理论指导是非常重视的。用什么样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这是个学术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郭沫若在回顾自己学习和研究的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 他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于一九二四年，这就是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来钻研马克思主义。这部二十万字的著作的翻译，使他具有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形成了他思想的“一个转换时期”。在亡命日本的十年中，他深入钻研思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并明确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方法”“为向导”来研究我国古代社会。他对当时学术界的流行的学术研究方法很不以为然，说：“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 因而，他在《跨着东海》一文中谈自己的中国古代思想研究时说：“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郭沫若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来指导自己学术研究的真正开始。其后，他又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比较全面的省察，《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即是其产物。
郭沫若的墨学研究主要是在20世纪四十年代，当时他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他在墨学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这主要表现在他试图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不把先秦墨家思想学说看着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立场来阐明各家学说的真相”。在研究先秦墨家之前，他已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作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的哲学思想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墨子的思想成为其中的环节之一。墨子非儒，郭沫若指出是由于他们在天道观上不一样，他说：“老子和孔子在根本上都是泛神论者，而在肯定人格神的宗教家看来，便都是无神论者。故尔到了宗教家的墨子他们便一样的非毁了起来。” 他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墨学的另一表现是以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历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去评判墨家思想学说，给墨家思想学说以新的评判，指出墨家学说的在历史上的地位。
有必要指出，郭沫若这一时期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在于通过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服务。他把意识形态的变化和社会性质的变革结合在一起。他说：“我对于古代社会的面貌更加明了之后，我的兴趣便逐渐转移到意识形态的清算上来了”，目的是要阐述“古代社会的机构和它的转变，以及转变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郭沫若的出发点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服务的。可另一方面，使他的墨学研究意识形态化，学术价值受到了限制，他对墨家思想学说所下的许多结论经不住推敲，其学术价值打了折扣。
其二，在墨学研究中以“人民为本位”。郭沫若的墨学评判有个标准，那就是看墨学是否合乎人民的利益，即“人民本位”的立场。他在《十批判书?后记》中说：“批评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断狱一样，须得十分周详，然后才不致有所冤枉。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所谓的“人民本位”，就是以当时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本位。在对先秦诸子学说的评判中，就是要看他的学说和主张是为人民着想还是为王公大人着想。他认为，“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这不是把两人的根本立场和所以对立的原故，表示的非常明白吗？乱党是什幺？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 因而，他得出“孔、孟之徒是以人民为本位的，墨子之徒是以帝王为本位的，老、庄之徒是以个人为本位的” 。因为“墨子之徒以帝王为本位”，他对墨家的思想学说基本持否定态度。指出其不科学、不民主、反人性、反进化。
必须指出，郭沫若既是一位文化人，又是一位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活动家。在一个社会动荡、战争频仍而政治形势又变化多端的时代，他评判古人，难免受到他所在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他的政治活动影响着他的学术研究，并使其学术研究深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这种急于用世为政治而学术的心理，使他的学术文章时而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影射。他对《墨子》“尚同”的批判实际上表现了他对当时政权专制的反抗。他的墨学研究中充斥了许多政治批判的用语：诸如反对乱党、忠于主上、人民利益等等。
也由于政治斗争对学术的影响，郭沫若的墨学研究矛盾之处不少。他一方面认为墨子出身微贱，另一方面又说墨子代表“王公大人”的立场，为什么出身微贱的墨子要代表“王公大人”的立场呢？郭沫若没有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此其一。其二，郭沫若墨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指导，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墨家思想学说是战国时代的产物，郭沫若在研究时却常常以自己所在的时代的政治斗争的需要来评判，又背离了唯物史观。这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这是郭沫若墨学研究中最根本的矛盾。
其三，从儒墨对立的角度来研究墨学。在郭沫若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他就注意探究先秦各家思想的逻辑联系，特别是在天道观上的联系。他指出在天道观上，孔子是泛神论，而墨子肯定人格神，故墨子批评儒家学说。在《孔墨的批判中》，他把儒家思想与墨家思想作比较研究，不仅指出他们在政治立场、宗教思想、社会经济思想上的对立，而且指出了儒墨对立的思想根源。他肯定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先进性、民主性，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墨家思想具有保守性、落后性、专制性，代表王公大人的利益。 进而指出，墨子是作为孔子的反对命题而出现。从比较的角度来探讨儒墨的关系，从学术方法上来讲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一方面这是把不同的思想学所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来考察，从而探索思想发展的规律性。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学术研究的范围。但是，郭沫若在儒墨的比较研究中有读多牵强附会之处，上文已经指出，他不是从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综合考察儒墨的关系，而是受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来考察儒墨的对立，这是不可取的。
【注释】
1 《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十批判书》第489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
2 《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十批判书》第488页。
3 同上，第493页。
4 《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第36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5 《墨子的思想》。《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第464页。
6 《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第361页。
7 《十批判书》第111-112页。
8 《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第471页。
9 《墨子的思想》。《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第472页。
10 同上，第472、473页。
11 《十批判书》第115-116页。
12 《十批判书》第113页。
13 《墨子的思想》。《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第466页。
14 《十批判书》第112页。
15 《墨子的思想》。《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第475页。
16 《孔墨的批判》。《十批判书》的123页。
17 《孔墨的批判》。《十批判书》的117、118页。
18 《墨子的思想》。《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69页。
19 《墨子的思想》。《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第476页。
20 同上，第477页。
21 同上，第484页。
22 《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第362页。
23 《墨子的思想》。《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第477页。
24 《十批判书》第295页。
25 参见《十批判书》第299页。
26 《十批判书》第302页。
27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第4页。
28 《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十批判书》第489页。
29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第9页。
30 《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第359页。
31 《孔墨的批判》。《十批判书》第78页。
32 《青铜时代·后记》。《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第615页。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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