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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把文化看作人与自然的壁垒,从而主张无为而治、消灭文化,使人类返璞归真,回到自然的怀抱。名家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代表,他们不拘于旧的传统,勇于向时代挑战,善于辩驳,他们所提出的“两可之说”、“山与泽平”、“白马非马”等命题为世人所瞩目。如此等等,诸子学说纷呈。
2 荀子正名理论的提出
首先提出“正名”主张的是孔子。儒家学派是一个入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派,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认为当时政治的混乱和礼乐的崩溃都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有关。于是孔子要求正名,即审慎地使用书面的言辞以寄寓伦理上的判断,就像一个国家的法规一样予以褒贬。孔子生活的年代,正是奴隶制度全面崩溃的时候。孔子试图在正名中整顿思想、回复礼乐,以维护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但是他的努力,却不能阻止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古代中国诸子百家学说的蓬勃发展,并因之而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
战国末年,封建制生产关系和政治体制逐步开始确立,百家异说,各执一词,相互是非,不仅使儒家学派的学说受到威胁,并且客观上也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词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矣。”(《荀子·正名》)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儒家学派的继承者荀子又一次感到了正名的需要。
荀子的正名学说是为“正政”服务的,因此荀子特别强调正名的政治作用。“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辩,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实者,使民疑惑,人多辩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荀子·正名》)荀子认为统治者的“制名”可以使名实相符,从而使人分辨实际,思想统一。而“析辞擅作名”,会造成人们疑虑丛生,迷惑不解,辩讼不止,是为“大奸”,显然荀子是把正名视为封建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手段。荀子的正名思想是以名为核心,主要考察了名的3个基本问题。他说:“然其所为有名,与有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
即这3个基本的问题是:1)为什么需要名;2)名为什么有异同;3)什么是制名的基本原则。
首先,关于为什么需要名,即名的作用,荀子有明确的表达:“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分,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以为有名也。”(《荀子·正名》)儒家从孔子开始,便认为名的使用应当包括道德上的评判作用。这个观点,被荀子保留在自己的理论中,即名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判断贵贱。名的另一个用处是区别同异,墨家和名家是非常强调这种用处的,而在荀子看来,则是次要的、从属的。
其次,为什么名会有同异呢?荀子从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阐述了“制名”的认识论基础。荀子说:“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凡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钅发、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知此缘而以同异也。”(《荀子·正名》)人接触到客观事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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