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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困境与出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法治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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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1 10:58: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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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使得法律与其本身所固有的确定性相冲突，另一方面也阻碍了道德的理性化。道德产生于人的思想，必须以自由为前提。但“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的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困。因此，以执行法律的方式来强调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是压制了道德，从而使得思想的自由没有发展的空间。
道德层面与法律层面是文化的两种静态划分，而学术思潮和社会心理则是文化发展过程中两个密切相关而又各具特色的阶段。学术思潮是某种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在学术界内引起了多数人的共鸣而形成的思想潮流:而社会心理是指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性格、感情、爱好以及习惯等心理特质的总和。一般来说，一种文化的发展与变化以学术思潮为先导，而变化发展的结果则体现在社会心理上。
从社会心理的层面来看，决定一个人思维与行为方式的主要因素是内在趋利避害的本性和外在环境的某种规律性。对文化所作的任何结构性解释，也是按照个体心理作出的解释，但他既依据心理学，也依赖历史。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决定一般并不是以所谓“文化”为取向，而是以现实过程中的利害关系为依归。而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各个民族，将本民族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法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加以积累，使某种观念在人们心理中凝聚,经过世代相传从而形成该民族一种“超稳定形态”的民族法律社会心理，成为千百年来民族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因此，学术思潮本身与民族文化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民族社会心理才是民族文化存在的基础。那么很明显，不管古代典籍中存在多少体现民主与法治的成分，不管其记载的学术思想有多么先进，如果它没能转化为社会心理，则仍旧不能说它是民族文化的体现。
三、出路:在传统文化与民主法治之间
基于以上两对范畴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寻求从中国传统文化到民主法治的出路之时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为法律和道德正位，抑制泛道德主义的影响，推动法律成为最主要的社会控制方式
法律与道德将人区分为外部行为与内在精神世界。法律对人的行为的规制是直接的、强制性的，制裁力度较大;而道德对人的行为的约束是间接的，非强制性的，制裁力度与前者相比也较小，只能通过自我良心、社会舆论等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因此，法律的规制才是客观的、确定的，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其约束效果明显优于道德。再次，道德的作用需要权威的支持。在其它一些形式的社会中，宗教组织、社会组织常作为支撑的力量。但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法律是唯一的权威，道德规范对人的有效约束必须借助法律的权威方可建立。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主义是不能适应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需求的，也不可能产生适应现代民主法治需要的新文化。实现民主法治的过程，必须完成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传统文化更新，而传统文化的更新和进步也并不意味着完全驱除道德对法律的作用。换言之，法律和道德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是两种不可或缺的社会控制方式，我们要做的只是摆正二者各自的地位和关系。由此，笔者提出“法主德辅”的思路，即以法治为价值目标，以法律和道德为共同手段，来推动我国的法治进程。具体的现实途径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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