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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谎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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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3 9:14: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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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DV”本身。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剧情不允许，也始终会保持摄影机的打开状态，例如《死亡录像》中，记者的摄影机被前来的卫生监察员强制关闭了(如果在那种情况下还没有人对摄影机的存在有异议的话，是不符合实际的)，于是叙述暂停了，屏幕一片漆黑，这时，电影安排了一个好奇的小女孩，无意中打开了放在一边的摄影机，从而使叙述得以继续进行。
伪纪录片的叙述者是摄影机或者DV，这已经无疑了。那么，情况就似乎和上文提到的“非人称叙述人”中的“呈现式”叙述人一致，因为一切都是由镜头本身来呈现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伪纪录片的“镜头”，和上文“呈现式”的镜头，本质上是有区别的。
“呈现式”叙述人的“镜头”，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电影制作班子”的镜头：导演的镜头，专业摄影师的镜头，后期制作的镜头，作为拍摄工具的镜头……观众在一般情况下意识不到“镜头”的存在，这个“叙述者”是完全隐身的。
而伪纪录片作为叙述者的“镜头”，却是一个显身式叙述者，它同时还作为一个“人物”出现，在上文提到的两部电影中，我们甚至还可以将它看做一个唯一劫后余生的“人”，在事件之后叙述出当时的一切。
如果将这个“镜头”看做电影中的一个人物，那么我们又能不能将它看成是“人称叙述人”呢?就像电影《情人》中老年的“我”讲述15岁的“我”的故事一样，劫后余生的摄影机讲述了它作为一个“当事人”所经历[注: 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 片名 《经历》The Experience/Tajrobeh (1973) 伊朗电影，35毫米，黑白，60分钟。]的故事。乍一看这样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电影镜头”的特殊性，伪纪录片的“镜头”既是叙述者，也是显身的人物，同时还是电影的拍摄工具。也就是说，它同时具有上文中两种叙述人的特点，既有人称叙述人的显身特性，又有非人称叙述人精巧的主观操纵。
伪纪录片“镜头”的身兼多职，正是其有别于其它影片的优势。
二、伪纪录片：价值观的一致共享
从叙事学的观点来看，对隐指作者、隐指读者、叙述者、叙述接受者、人物这五种要素相互之间的关联划分出了六个关联式，伪纪录片的关联式应该属于第四种，即“五个成分挤到一起，价值观完全一致共享”。 首先，电影采用的“纪录片”方式，同追求“现实感”效果的小说类似，虽然我们给这类电影贴上的是“伪纪录片”的标签，但是它在隐指读者(期待观众)视野中呈现出的却是真正“纪录片”的外观。它让隐指作者与叙述者靠得很近，甚至作出了隐指作者与叙述者完全一致的假象，“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影片，它直接利用摄影机作为一个‘窗口’或第二双眼睛，观众借此观察[注: 观察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比较持久的知觉活动。观察力是人们从事观察活动的能力。观察时运用外部感觉器官直接感知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外部形态的一种计划性和目的性很强的自觉感受活动。]现实一一它把摄影机抓得牢牢地，只允许‘记录’正在发生的事。看这样一部影片，我们往往忘记了这一点：‘正在发生的事’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而是一种涉及许多人的行为与观念的高度复杂的‘结构’。”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伪纪录片”叙述的隐指作者与叙述者看起来仿佛完全重合了，使得观众相信这是一个“完全可靠叙述”。
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惊悚电影对“伪纪录片”方式青睐有加了，当下被电影、电视、书籍、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轮番轰炸下的观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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