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布莱尔一直致力于使英国在欧洲能拥有起到巨大作用的角色。他曾与法国一道，努力发展更加有效的欧洲防御能力（1988年在圣马洛开始），这让本来安定的华盛顿骚动不安。尽管美国希望欧洲能更好地稳定，但他们很不情愿看到能力发展的欧洲从美国所控制的指挥链条中脱钩。布莱尔担心欧洲目前糟糕透顶的状况是对的：我们的虚荣让美国人担忧，但我们没有更好的能力与他们合作，以便让世界更加安全。

不幸的是，布莱尔的欧洲目标在伊拉克受挫。或许他可以更有成效地架起大西洋两岸的桥梁--面对美国，他代表欧洲；面对欧洲，他代表美国。但是，不时地说出欧洲的怀疑可能需要更加明确且直言不讳的决心。布莱尔是否曾公然反击过美国民粹主义做出的诸如“欧洲吃干酪的投降猴子们”或者他们的“鼬鼠轴心”的攻击？他是否曾努力解释过欧洲公众舆论的力量--在反对伊拉克冒险上比政府在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团结？在和其他支持美国的欧洲政府一道确认拉姆斯菲尔德关于“旧欧洲”和“新欧洲”的观点（该观点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拉姆斯菲尔德是作者之一）之前，他有没有认真思考过？他对马德里爆炸之后的西班牙大选会有面对恐怖分子暴行时胆小懦弱的结果这一暗示有没有抗议过？为在纽约的一个星期没有获得安理会的第二次决议（实际上无论英国怎么努力，这一结果都不可能实现）而指责法国和法国总统，他认为这对英国的对欧政策有什么好处呢？那个星期堪称英国当代外交史上最耻辱的插曲之一。这样单独挑出英国首相来批评是不是不公平呢？这样是不是对人而不对事呢？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人和事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即便他自己的政党成员都明确表示怀疑，如果没有他，英国是否也会按照同样的方式去参与伊拉克战争。无论布朗在2005年竞选演说台上忠诚地说什么，布朗领导的政府会不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参战呢？现在我们只能希望伊拉克实现和平与民主并为此而努力。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能支持布莱尔，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让我们走到这一步的那段历程。

布莱尔飞到了克劳福德和华盛顿。他告诉布什先生：“你往哪里去，我便往哪里去。”他去了伊拉克。他驱使法国和德国投入了彼此的怀抱（这与英国持久的欧洲战略正相反）。他让英国的国家利益屈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下，在实施英国事实上的主权和法律上的主权方面引起了严重问题。在因伊拉克问题而导致政治遭到削弱之后，他屈服于民粹主义的媒体压力，就宪法条约举行全民公决。正如2005年的大选活动所示，他牺牲了赢得那次全民公决所必需的公众信任。在欧洲，他的地位也被削弱了。因此，当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决结果以及施罗德和贝卢斯科尼的政治问题给他带来一个抓住并制定欧洲议程的机会时，他缺少足够的政治权威来做这些事情。布莱尔对特殊关系的诠释使他自己成为受害者，他实在是太有可能被历史评价为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在维护布什在伊拉克的议程上比支持他自己和英国在欧洲的战略目标上更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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