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附和这一判断失当的冒险，我们自己得到了什么呢？2002年春在克劳福德的会晤中，布莱尔让布什和他的高级顾问们相信，无论发生什么，如果有战争，我们都会和他们并肩战斗。根据彼得·里德尔（《紧紧拥抱他们》一书的作者）所说，副总统切尼的幕僚长刘易斯·利比（外号叫“滑板车 ”）在秋季曾问一位英国高级官员，既然布莱尔“无论如何都会和我们站在一起”，那么为什么他会如此在意联合国？随着使命的完成和伤亡人数的持续攀升，我们对战争的进行、战争正式结束后对伊拉克的管理等实质事情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我在2003年9月去巴格达讨论关于欧洲提供援助重建伊拉克的问题。经过一段紧张刺激的飞行，我们的皇家空军飞机开始俯冲，迂回进入了降落地带，像一位橄榄球中后卫那样猛冲到了底线，后来又经历了一段同样令人激动的直升机旅程，最后才经过遭到轰炸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指挥部（我的朋友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在此丧生）到达了相对安全的绿区。之后，我们和趾高气扬、精明又自信的美国人保罗·布雷默一起待了40分钟。他告诉我们安全状况已经改善了很多，这是一个让人宽心的消息，但却因为一个事实让其可信度大减，他们不让我们在巴格达过夜，其原因并不是宾馆房间紧张或住宿费用短缺。然后我们在以前萨达姆·侯赛因的一个宫殿长廊里走了近18米，未见到保罗·布雷默的副手、英国驻联合国前大使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他忠诚地遵守官方路线，在执行时委婉且亲切。但是这位聪明的外交家对于布雷默和他的上司们在五角大楼的决策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他对伊拉克的管理参与到什么程度呢？无论占领国犯下怎样的滔天大罪（像清除复兴党党员，采用以色列防卫部队使用的某种过度军事杀伤战术，法鲁加和其他城镇的格罗兹尼化），却从来没有人指责英国人，这一点发人深省。没有人让英国承担责任是因为根本没有人想过英国会在决策中发挥作用。英国在那里是封建主的从属物，而不是享有决策权的重要伙伴。

我们曾确信在说服布什及其同僚参与到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方面也曾产生过影响，可以想象有一天这会成为现实。但是在中东和平进程被故意冷落一旁的那些年里，英国的主要作用是为美国的毫无作为寻找借口，而不是寻找理由来促使美国做些什么。2002年丹麦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欧洲的而非美国的倡议，即所谓的“中东和平路线图”的第一部分（如今欧洲的每个计划都称为路线图），其目的在于从持续的血腥混乱中拯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美国对这一计划的优点有些信服。与从前的提议不同的是，该计划赞成双方采取同时行动而不是相继取得进展。以色列过去曾表示（现在仍是如此，无视和平路线图的中心原则），只有在巴勒斯坦人切实履行了完全安全承诺的情况下，以色列才会在政治问题上向前推进，比如定居问题。在富有想象力的丹麦人起草的计划中，我们敦促双方同时采取措施。在美国、联合国、俄罗斯联邦和欧盟的四方会谈中，我们讨论了这一计划，美方做出了一些完全合理的改变后，美国国务院接受了。布什总统刚刚任命了一位赫赫有名的支持利库德集团的鹰派成员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作为他在中东的主要顾问，白宫的情况怎样呢？2002年末，我们去见总统和副总统并商讨该计划。布什总统非常愉快地表示，他将致力于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并实施“一个”路线图，但是他劝阻我们不要早日公布。和平路线图被束之高阁，我们直到2003年才最终得到“许可”将其公布。虽然经过无数次的会议和很多的空想，路线图并没有带来多少改变。一些温和的阿拉伯朋友们开始使用“ 缺少三方的四方会谈”一词，这完全可以理解。此外，坚持双方同时采取行动这一在和平路线图中的核心要素似乎从来没有成为美国政策的一部分。

布莱尔对此必定很失望。在2002年的党内会议演讲上，他曾承诺关于中东“最终局势”的会谈从年底开始。他大概后来一直对华盛顿唠叨着中东问题。2004年春，他在阿里埃勒·沙龙之后两天访问华盛顿时获得了回报。布什总统接受了以色列总理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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