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先生的政治天赋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在2005年6月得以充分展示并让人印象深刻。在那引人注目的一周时间里，他在新加坡进行游说并成功地让伦敦获得了201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同时在格伦依格斯主持了八大工业国峰会，并应对了恐怖分子在伦敦制造爆炸的后果。但是关于这位颇有才能的政治家是否有任何信念的问题还是有激烈的争论。詹金斯勋爵指出：“对于我现在或许陈腐的风格来说，他太具有摩尼教的性格，看事情总是很刻板地分为好与坏、白与黑，结果他持有的信念就是如果邪恶被打倒了，那么善良必然会紧随其后。”詹金斯勋爵总结说，灰色这种颜色似乎从他的政治调色板上漏掉了。另一方面，有些人将布莱尔看做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冒险者，极其擅长美国人所谓的“三角政治”（同时触动所有的政治基础--是、不是、或许），化圆为方，找出灰色并用鲜亮的色调描绘。这些批评家可能会将“第三条路”（与布莱尔以及其他中间偏左的成功政治家密切相关的缺乏原则、讨好所有人的政治风格）看做是“看起来通人情的机会主义者”（引用托尼·朱迪特的贴切描述）。布莱尔将他早些年在核裁军运动中反对欧洲看做是成为工党领袖人物的必经之路，而只有成为领袖才能将其政党变为一个更具竞争力且更合理的政治工具。大多数政治老手都承认这一点--一个因为令人满意的结果而接受政治野心的例子。或许我对于政治太过幻想了，我发现自己对此有点不敢苟同。我更喜欢具有核心原则的政治生涯，虽然我对于夸大这一点犹豫不决，害怕有成为伪君子的嫌疑。

我个人认为布莱尔大抵是个招人喜爱的人，他有自己强烈支持的信念--在他还支持它们的时候。他的信念随着各种不同的问题而完全不同，像打猎、核武器、公民自由权、宪法、欧元和参战的理由，部分是为了反映他认为最具主导地位并且最便利的观点。我一点也不否认布莱尔需要不时地显示相当大的勇气来捍卫他决定奉行的政策。伊拉克正好属于这一范围，虽然首相和他的顾问可能同美国官员都认为过早的胜利会扭转舆论，入侵会被看做是对遭受专制的人民的解放而不是在2003-2004年间陷入了一个血腥的沼泽。但是，不论他变化无常的立场是什么，布莱尔及其支持者们都坚持认为他的行动应该被看做具有了人们所期望的“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天衣无缝且有原则的连续性。这是他最危险的地方。他的正直不容置疑。他的真实、庄重以及为更崇高的利益而非庸俗的实用主义得到了明确的肯定。他具有不可挑衅的尊严。因此，如果暗示说布莱尔像我们这些从政的大部分人一样也偶尔会吹牛，这真是谣传了。布莱尔的正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捍卫。

布莱尔的行动并不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让我们以他想要根除邪恶并代之以善良的格莱斯顿式本能为例。我很赞同外交政策不能不考虑民族因素，也认为权宜之计和道德经常会重叠。但是我不清楚布莱尔具体什么时候正确地拥有这一信念，并且如何清楚地理解其中的一些含义。在1997年，罗宾·库克提出了外交部的使命，他认为要遵循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我不记得唐宁街10号对此做出了什么热情的回应，因为库克先生对武器销售过分的关注和对巴勒斯坦人权问题显示出来的关心举止，无疑被认为是相当令人讨厌的。在外交政策中，你必须谨慎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将所做的事情与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美国和英国不得不组建一个折中各方利益的合作小组来共同发展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民主与良治。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数量多得令人有些难堪）都有可疑的人权记录。这些记录虽然不像萨达姆·侯赛因那样差劲，但是显然还达不到让“国际特赦组织”或者“人权观察”满意的最低标准。使命，无论如何圣洁，成就了联合，但联合并不总是圣洁的。我还想知道，在格莱斯顿式的高谈阔论和英国今天实际可以调动的力量之间是否有一种令人尴尬的失衡，这种力量只是我们维多利亚祖先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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