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比大多数领导人更相信个人外交，并认为自己有能力通过个人魅力来引导其他领导人改变对其国家利益的看法。我很怀疑这一笼统的策略，在很多情况下这样做会使外交政策的实施缺乏理性和连贯性，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谈到希拉克和施罗德时作进一步阐述。在希拉克和施罗德与普京交往频繁之前，布莱尔一直在对他献殷勤：普京得到了“最好的朋友”这一称号，并在布莱尔精心编织的、希望能对英国有利的领导人关系网中占中心地位。不管是不是因为格莱斯顿式的自由干涉主义，反正车臣和格罗兹尼的毁灭性战火似乎并没有影响早期布莱尔与普京的会谈。随着普京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一意孤行，在莫斯科公然羞辱布莱尔，并且联合希拉克和施罗德（首相似乎也看错了他们）反对进行伊拉克战争，起初进展顺利的关系变质了。伊拉克战争准备阶段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克里斯托弗· 梅耶爵士粉饰了布莱尔的个人外交，他坚持认为首相没有强硬地对布什总统和他的随从说明自己的观点。我自己也怀疑，一旦他在议会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他会将多少坏消息传达给布什总统和美国的政治机构。

在讨论一些后继政策产生的实质性后果以及制定这些政策的动机前，我想更深入地提及一个管理模式的问题。在成为首相之前，布莱尔从来没有在政府任职。这似乎加剧了他对现行的管理制度、传统的决策方式以及政治家与公务员之间关系的蔑视。权力被集中在他的私人办公室及其随从那里，这使得他们在白厅横冲直撞。赫顿报告那令人惊讶的幼稚部分体现在一些假设上，即使呈现在法官面前的证据表明政府仍在正常地运转。对于唐宁街情报部门的首脑来说，直接参与在法庭上说明情报从来都不是“正常”的。唐宁街10号的权力集中完全摧毁了内阁办公室执政和监督工作进展的职能，而这一过程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时期就已开始了。这种举措降低了英国政府的能力，并在消除政治家与公务员之间的谨慎和隔膜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受唐宁街10号权力集中影响最大的政府部门之一是外交部。这个部门今天的立场使人回想起当时的常务次官托马斯·桑德森在首相阿瑟· 贝尔福暂时主管外交部时写给索尔兹伯里勋爵（那时是外交大臣，但不在办公室）的一封信。桑德森这样写道：“我现在是阿瑟·贝尔福早餐中的一道常备菜，今天早上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注意力在我和新鲜的鲱鱼之间平均分配，一会儿将注意力集中在鲱鱼上，一会儿又很危险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外交事务上。”给首相任命一位高级外交政策顾问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新鲜的是布莱尔拥有太多的得力顾问并由他们直接指导在关键问题上的外交政策。他们不是糟糕的官员，相反他们中大部分都出类拔萃--比如大卫·曼宁爵士，还有斯蒂芬·沃尔爵士，他们都是最出色、最正派的官员。这应归功于布莱尔，因为他选择了他们。但是对于一个在外交政策上毫无经验而又过分注重自己对问题的“感觉”的首相而言，主动承担如此多的责任既不明智又很危险。今天的中东政策是在哪里制定的--唐宁街10号还是外交部？谁负责处理伦敦和华盛顿之间最复杂的交往？还有外交大臣的作用问题。在当今重大问题上，外交大臣要把自己当成首相的高级顾问和政策实施者，还是应该专心于那些在首相的雷达防线上微不足道的问题？在讨论可选的政策方案时，外交部往往会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一些质疑。在伊拉克战争准备阶段及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首相没有听取外交部的意见是一大损失。毫无疑问，越过内阁和外交部来制定外交政策显然不成功。

布莱尔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主要目标是令人仰慕的。他想与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结成稳固的联盟，并希望英国能够影响其领导全球的方式。他想看到一个更加强大的联合国为在国际上干预主权国家的事务提供合法基础，以此保护公民的人权并应对自身面临的安全威胁。他想让英国在欧盟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使我们在欧盟成员资格问题上不再模棱两可。伊拉克战争是怎样促进这些目标实现的呢？

布莱尔使英国和英国士兵在伊拉克战争中站在美国这边，因为他认为让我们的朋友单独作战对我们以及所有的美国盟国都是很冒险的。他还感到，如果我们愿意同美国并肩作战，那么我们就能够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影响美国。有英国作为后盾，美国才能建立一支“自愿联盟”（有人将其幽默地说成“付款联盟”，指的是在这次冒险中许诺给盟军的好处）。如果当时没有英国，美国一定会发动战争吗？答案是它很有可能会这样做，但是这件事从政治上讲会更加冒险。此外，英国的犹豫不决可能会在美国政治机构引发怀疑。我们来考虑一个荒唐的猜想，如果我们告诫布什政府可能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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