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欧洲只能排在第二。”这其中涉及的是使命和地位。安东尼·艾登这样解释:“帝国是联系我们家族的纽带,是我们的生命;没有它,我们只不过是居住在欧洲彼岸岛屿上的几百万人,没有人对这些人有任何特殊兴趣。”但是帝国正在融化消逝,家族关系日益薄弱。在20世纪60年代把呼吁英联邦团结作为抵制欧洲一体化的理由还能引起一些共鸣,但在盖茨克大肆鼓吹的时候,美国人肯定更敏锐地意识到英国的帝国时代已经结束了,而英联邦对于我们政治地位的加强并没有多大帮助。政府从来都没有能够将公众对帝国的热情转移到对联邦上去。英国削减了来自加勒比海和南亚的移民,这使得那些显示英联邦给予所有曾经在英国国旗下居住的人拥有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的努力都成了无稽之谈。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的保守党党员和英国媒体还坚决反对适当慷慨地赋予以前居住在香港(经常直接为殖民政府工作)的人以公民身份,并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允诺他们在1997年后可以到英国安家。“我是罗马公民”这句话不能再被转化成一个现代英国的职责。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两个英联邦国家在授予香港居民公民身份方面更加慷慨,它们也从被英国拒绝的香港移民中受益匪浅。
第二,毫无疑问美国人感到英国会给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它的经验和正确的判断力。他们相信让英国在前排帮助掌舵比让它在后排只是简单地提供建议和批评要好得多。这种观点很容易渐渐转变成将英国看做是美国在欧洲潜在的特洛伊木马,能够确保西欧主张的政策不与美国的利益相悖。这也是戴高乐所害怕的,即英国会从华盛顿得令并且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待每一项欧洲问题。这种对美国意图的评价并不完全公正,但还是有道理的。
第三,美国人相信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净效应会对美国贸易有利。英国的增长率那时已经落后于6个共同市场国家,而加入共同市场能够刺激这一增长率,也会增加美国贸易和投资的机会。
美国支持英国的成员地位这一事实也是为什么许多英国政治机构对此不冷不热的原因之一。很显然,能够感觉到美国想看到英国处于第二集团,成为一个中等水平的欧洲国家而非一个世界级的玩家。1956年令人不快的苏伊士远征更加强了这一怀疑;1938年慕尼黑那次令人感到耻辱的会议所留下的教训常常被用来作为灾难性外交政策的例子之一(伊拉克是最近的事了)。对于那时担任财政大臣的哈罗德·麦克米伦来说,英国和法国不得不在埃及领导人纳赛尔上校破坏中东稳定之前给他一点教训。伦敦的猜想是美国人不会干预。“我了解艾克,”麦克米伦说,“他会静待时机。”其中暗含的设想是美国人可能会放任英国和法国继续行使帝国强权,华盛顿会对他们偶尔的帝国冒险提供借口。然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误算了。美国人惊慌不安,尤其是侵略对阿拉伯世界的舆论所造成的影响。在联合国,他们要求英国和法国撤军,威胁说除非英国遵从国际舆论,否则他们会踢开所有英镑和英国经济的支柱。英国别无选择:英国的经济太弱不能公然拒绝美国,而英镑区(这个世界大国身份的最后一丝残余)也必须被保住。英国后退了,挫败和伤痕提醒着我们在世界上的真正地位。
虽然英国政府迅速行动试图修复英美特殊关系,然而毫无疑问苏伊士惨败对英国政界的士气是个沉重的打击。诺埃尔·科沃德宣称美国人“ 行为卑劣”,这可以说代表了很多英国人的心声。当然,在战时及战后的英国总是有反美的回潮,刚开始指向那些美国兵:他们“报酬过高,吃的过多,性欲过剩,并且(感谢上帝)在这里已经结束了”。右翼中存在反美风,比如在伊夫林·沃的小说中就曾提到;左翼中也存在反美风,例如在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中便有体现。美国在苏伊士事件中的“背叛”让这一反美思潮陡然上升。一些店员贴上了“美国人免进”的标语。麦克米伦担心这会在英国增长一种孤立主义情绪,之前这种孤立主义情绪已经指向了欧洲。在1957年12月,他说:“我们很多支持者的反美思潮,无疑在苏伊士事件上达到了顶峰,但是现在还没有平息。这其中一部分是基于真正的理解,一部分恐怕代表着一种英国式的重病,这种病法国人遭受的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多--那就是,不是展望未来,而是追忆19世纪??”一些反美思潮是文化上的。我们担心自己正在被美国的价值观所淹没,最明显的例子是好莱坞对电影工业的主宰。我们极力通过津贴、配额和征税来保护自己的电影制作人,但是无论伊琳制片公司怎么努力,充满魅力、性和暴力的加利福尼亚潮流继续向我们涌来。在20世纪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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