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60年代末，反美思潮与政治左翼的联系多于右翼，越南是其起因，尤其是年轻人很认同贫穷的亚洲农民，因为他们抵制了美国 B－52型轰炸机在他们头顶上投下的成吨炮火。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敌人都会被左翼视为英雄。在越南和柬埔寨开始的一切又在智利和中美洲得以延续。桑地诺左派成了推动英国市政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这场运动中的勇敢王子是戴维·布朗基特，他后来成了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中的公民自由主义者的重锤。 1983年7月4日，在就谢菲尔德（他主持成员理事会的地方）的市政厅升美国国旗这一传统接受采访时，他回答说：“独立日。如果我们能够独立于美国，这会很好，不是吗？”布朗基特先生应该得到某种认可，因为他完成了从民粹主义左派向独裁主义右派的转变，而在这一历程中他没有受到欧洲自由主义传统的任何影响。

但是英美特殊关系仍然存在。1967年英国从苏伊士东部撤军（这是迄今对我们在军事上今不如昔的最有力证明），英美特殊关系得以幸存。在越南战争中哈罗德·威尔逊明智地拒绝让英国军队加入到美国这一边，而美国则斥责其在他们和北越人中间没有尽力调停，特殊关系便被破坏了。特殊关系跳过了希思年代，因为那位在位不长且运气不佳的首相拒绝主动恢复关系，并且表明他首先是一位欧洲的首相，而不是美国的代理人。然而在撒切尔执政那些年，这一关系又喧嚣着复活了。那时虽然就美国入侵格林纳达而争吵不休，虽然美国轰炸利比亚引起了公众的敌意，虽然美国施加压力迫使欧洲减少对苏联能源供应的依赖，虽然伦敦对于里根总统与戈尔巴乔夫在核裁军问题上的不严肃担心不已，这一关系还是被梦幻点缀并配上音乐。里根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相处得异常融洽；作为意识形态上的灵魂伴侣，他们感觉到正在将自由市场经济的潮流推向顶峰。或许是因为他们联合起来决心要抵制苏联的压力，坚持维护西方事业自身的优势，再加上他们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苏联领导人，这一切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在英国设法使其在南大西洋的最后残余免受阿根廷的“掠夺”时，美国人经过最初的疑虑后为英国提供了一些情报和后勤上的支持。除此之外，英美特殊关系在这一时期的“特殊”成果在其他方面很难找到。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普遍的看法是特殊关系已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国地缘战略利益的根本转移而基本消失。塞茨大使把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成功的政治联合看做是“古老政权的最后欢呼”。他把随后几年在波斯尼亚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和误会看做是时代变化的一个标志。在讨论英国对英美关系的理解以及美国如何看待英国这个小伙伴需要做什么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在实际中双方如何看待这一关系。

对美国来说，有一个追随左右并支持华盛顿追求自身战略利益的可靠盟国一直都是很有帮助的。在贸易、环境和经济等相关问题上，英国和其他国家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任何涉及安全的问题都带来了紧急命令。总的来说，美国相信英国进入欧洲内部能够更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它更关心欧洲一体化而非英国主权。英国在欧盟的成员地位可能会使它与华盛顿的关系以华盛顿难以理解的方式复杂化，因为美国仍然倾向于把更深更全面地分享主权的欧盟和一个同盟国混淆起来。尽管成员地位会使关系变得混乱，但这对于美国却是至关重要的。英国从欧盟退出，甚至半脱离欧盟都会让大多数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机构忧心忡忡。美国还感到它有权干涉英国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并在不久前这样做了，目的是推动和平进程的发展并确保其成果。我自己想知道美国在对格里·亚当斯和新芬党的投资中得到多少回报。我怀疑亚当斯先生从华盛顿获得的要比伦敦和都柏林从他那里得到的还多。这样想或许是因为我个人对那些蒙混了政治、谋杀和犯罪之间界限的人十分不齿，而我又纵容自己过分地受个人喜恶的影响。

在英国一方的天平上什么比较有分量呢？我们说服自己，我们能够以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方式影响我们最强大的盟国。自从丘吉尔为促成美国和苏联达成协议所进行的努力受到华盛顿的漠视以来，这一影响力被夸大了很多。在对美国具有实质重要性的事情上，英国通常所能做的最多只是影响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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