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老布什总统在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合写的《重组的世界》一书中曾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努力消灭萨达姆？？将会招致不可估量的人员和政治损失？？我们将不得不占领巴格达，实际上是统治伊拉克？？我们看不到可行的“退出战略”，这违背了我们的另一原则。另外，我们一直在自觉地努力建立一个模式来处理冷战后世界的侵略行为。进入并占领伊拉克意味着单边超越了联合国的授权，这会打破我们希望建立的国际社会对侵略行为做出反应的先例。

老布什总统也看到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会与美国产生敌对的危险，以及年轻的美国士兵将不幸陷入“无法取胜的都市游击战”。科林·鲍威尔（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1992年的《外交》期刊中写道，占领巴格达会“在财力、生命的损失以及地区关系的破坏方面付出不可饶恕的代价”。或许我缺少想象力，我无法超越这些论述。

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一直没有得到教训。整个2002年，军事投入保持在最小程度，这样做大概是为了不和入侵伊拉克的准备工作产生冲突。欧洲国家发现，躲在美国对安全局势的评估后面，并将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主要是国际维和部队）保持到最小的做法让他们感到很舒服。我们自己开玩笑说已经买到了军阀，但是我们很快发现只是租用了他们。在美国和欧洲军队封锁海洛因生产和非法交易的行动受阻后，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迅速增加起来。我们创造了一个有漏洞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需求暴涨，对供应也没有认真严肃的控制。像在哥伦比亚一样，这是一项带来了恐怖主义和集团犯罪并削弱了国家权威的交易，而军阀们却从中牟取暴利。喀布尔沦陷后，在2003年举行的东京援助阿富汗会议上，我代表欧盟委员会承诺5年之内将至少投入10亿欧元用于阿富汗的发展（我们实际上的花费已经超过了这些--不仅仅是投入财力，并且是在一个危险的环境中签约并支出费用）。从共同体预算中做这样一个规模的承诺，对我来说已经将我的政治权力发挥到了极限，结果是我不得不在会议上承受法国代表团一大堆令人生厌的批评。在2002-2004年间让我们越来越沮丧的是，军阀们贩卖毒品的收入居然超过了筹集来的发展资金，而卡尔扎伊总统领导的政府又由于当时危险的安全境况无法扩展其权力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发展援助。有一段时间，似乎他的政府权力主要局限在千疮百孔的喀布尔内。

英国前保守党国防大臣约翰·斯坦利爵士曾评述说，加入伊拉克战争是英国政府第一次“明确地受情报估计的影响”。2002年9月汇集那些情报评估的档案现在已毫无用处。正如《布莱尔的战争》一书的作者约翰·肯普夫纳所说，那份报告中的九个主要结论没有一个得到证实。不管首相是否暗中默许硬要从情报部门得到他想要的答案，毋庸置疑的是他至少夸大了证据。他自己声称这些证据“全面、详细并具有权威性”，而巴特勒勋爵则更加准确地评价为“很空泛”。2002年春布莱尔先生在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与布什总统会晤，他似乎很清楚地得出了结论，即美国人不会在关于伊拉克的问题上改变方向，英国也不会让他们独自行动。英国参战是因为美国选择了战争。布莱尔先生告诉内阁和议会，或许也说服了自己，他选择参战绝不是因为美国，而是要追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阻止其扩散或使用，通过坚持要求服从安理会决议来加强联合国的威信，废除可恶的、大规模践踏人权的暴君。我怀疑，这个例子可说明某个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观点：“文饰作用或合理化是英国外交政策中一个不受欢迎的特点。”我们现在被引导去相信布莱尔先生一直以来都是专注于萨达姆·侯赛因所代表的危险，尽管他对伊拉克的兴趣（像许多美国官员一样）和以前大不相同。西方国家一度为伊拉克的独裁者提供武器并在他用毒气攻击、谋杀并折磨伊拉克人民时视而不见。在那些日子里，声名狼藉的暴君在“我们”这边：他没能够理解我们使用的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这真的很愚蠢，或者他在大部分政治生涯中对此理解得过于好了。

虽然在1990年我参与了英国内阁集体做出的要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加入联军的决定，我自己却从来没有直接做出决定--让年轻人去面对危险或死亡。我记得那时曾对约翰·梅杰说：“做这种决定对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家来说尤其困难--我们是英国第一代没有亲历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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