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与我们并肩作战，并且每次都出于可理解的原因晚到战场，但一到战场就受到热烈欢迎并成为不可或缺的盟国来克服欧洲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最坏影响。日本袭击珍珠港和希特勒对美国宣战才迫使美国参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民意调查显示，到1941年10月，只有17%的美国人愿意对德国开战。包括其总统在内的美国人都害怕英国会利用其最强有力的盟国来帮助维护它的帝国。《生活》杂志的编辑们在1942年10月写了一封题为《致英国人民》的公开信，他们在信中写道：“有一件事情我们很确定，我们不是在为维持大英帝国而战。我们不喜欢这样唐突直言，但是我们不希望你们有任何幻想。”甘地在1942年告诉罗斯福总统说：“如果印度取得自由，那么其他国家会纷纷效仿。”总统对帮助英国和其他殖民地政权来保留“古老的、中世纪的帝国观念”毫无兴趣。罗斯福在斥责丘吉尔对斯大林抱有怀疑态度时说：“你的血液里有着400年的贪婪本能，你不会理解一个国家在能够获得土地时却可能选择不要。”罗斯福甚至试着让英国把香港归还给中国，以作为战末的一个善意表示。那件事情上美国人没有击中要害，但是在别处，他们在帮助加速殖民地政权从帝国退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结果并不总是让他们喜欢（比如在印度支那地区）。

战争结束前，未来的全球治理机构已经计划好了--在旧金山会议上计划好了联合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计划好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任何认为在美国进行货币和贸易谈判时感情有机可乘的人都应该读读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写的《凯恩斯传》。凯恩斯是经济会议上英国代表团的领导人。斯基德尔斯基阐述道：“协议不是根据凯恩斯的’一般理论‘来拟定的，它反映了美国希望通过最新的金本位来促进贸易自由化。如果协议有一个潜在的意识形态，那就是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将金融权力集中在华盛顿的决心。”斯基德尔斯基继续引用《商业和金融编年史》里的看法，“代表们没有达成’协议 ‘。他们只是在一张貌似协议的纸上签了字。”一位英格兰银行官员称布雷顿森林会议为“一个骗局”，另一位说它是“仅次于战争的对英国最严重的打击”。它无疑结束了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时代。帝国的权威一去不复返，我们作为第一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复存在了，虽然伦敦现在已经再次建立了自己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的地位。

在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英国和美国联手合作。对于美国来说，新秩序的一部分是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西欧。用美国国务院1943年报告中的话来说，当时有一种认识就是“从我们长远的经济利益考虑，一个欧洲联盟就像童谣里的小女孩，不是非常好就是很可怕”。但是到了杜鲁门总统时期，官员们都强烈抨击欧洲一体化不能为美国带来好处。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肯尼迪总统都明确呼吁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艾森豪威尔期望能从一个“欧洲第三力量”带来的和平中受益，他希望建立“一个可以与美国相比拟的工业联合体，实际上有比美国更多的技术劳动力”。帕斯卡利娜·维南德在她的研究报告《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欧洲合众国》中，描述了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美国计划：第一，欧洲人应该集中精力建立一个牢牢植根于经济一体化的欧洲政治共同体。这会让欧洲在全球理事会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并减少民族主义的吸引。西欧也会因此成为与美国平等的政治经济力量。第二，为了两项共同的事业，即世界经济发展和军事防御，欧洲的潜力应该与美国并驾齐驱。

美国人从来都坚定地认为英国应该全心全意地支持这项事业，致力于它的政治目的，不会用条件或理由来隐藏每一点亲欧倾向。比如，当英国拒绝参加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讨论时，美国国会就怨声载道，一些议员提出，如果英国坚持反对加入其中，美国将试图中止对英国的马歇尔援助计划。

美国积极让英国参与到欧洲的合作中是基于很多考虑的。首先，美国完全不支持英国存留的帝国幻想和在创立英联邦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强权地位。甚至哈罗德·麦克米伦这位20世纪50年代早期最具有亲欧倾向的内阁首相也明确地宣布：“帝国必须永远处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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