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施加这一影响的回报，我们给世界发出一种信号，即美国不是单边主义者。英国实际上是别在美国翻领上的一个多边主义徽章。或许我们作为美国最可靠的朋友所享有的特权地位，巩固了我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的地位。我们获得了原本无法获取的情报，尤其是通过全球窃听技术，谁知道作为回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差事？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最重要的情报。前内阁大臣巴特勒勋爵曾经说过，情报是最值得怀疑的。多亏美国的赏赐，我们现在才能是一个核大国。英国官员通常也会发现与美国兄弟们打交道很容易，虽然并不总是这样--任何贸易谈判代表都会证明这一点，或者根据最近几年与华盛顿在交通安全和其他问题上的谈判经历，我自己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一段中表达出来的情绪可大致总结为两个简单的观点。第一，在安全问题上英国通常会与美国保持一致。如果我们和欧洲朋友与美国意见不一致，我们要明智地努力取得共识，这样做符合英国、欧洲和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利益。但是，如果英国一开始就宣布无论美国最终决定做什么，英国作为永远从属的盟国都会坚持自己的传统立场，这么说不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也许从长远看也会对美国不利。第二，外交政策不应该缺少大脑的思考。“ 感觉”不能代替大脑活动，感情和鲜花不应该凌驾于理智之上。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60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永恒主题就是英国应该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同样，对于英国政策而言，我们的一个永恒主题是我们应该在布鲁塞尔和华盛顿都发挥影响力。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种看法，玩欧洲游戏在国际上束缚了英国并影响它成为美国的一个独立合作伙伴。我们拼命地寻找一个答案来回答迪思·艾奇逊提出的英国扮演的国际角色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没有明确的选择。理查德·韦特撰写的《爱国者》精彩地呈现了英国战后的历史，也极好地诠释了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况。在借鉴电影史学家尼克·卡尔教授的工作成果的基础上，韦特先生借用流行的英国电影《意大利任务》来比喻英国的问题。在该影片中，一个典型的英国团伙展示了欧洲大陆“该死的外国人”是些什么样的白痴。在由诺埃尔·科沃德出演的一个爱国罪犯的组织下，这个团伙策划并成功地在都灵抢劫了金条，其意图是用金条来帮助英国应付贸易收支平衡危机。这伙人驾驶一队迷你车从都灵逃亡，很快就像克里斯先生的鹦鹉一样不能动了。抢劫者将他们的汽车换成了大客车，在飞速穿越阿尔卑斯山时因为拐弯速度太快，装有偷来黄金的后车厢被甩出了公路，挂在了悬崖上。强盗们向黄金挪动的每一步都会破坏大客车的微妙的平衡。在片尾字幕出现时，这个团伙的头目迈克尔·凯恩说：“嗯，伙计们，坚持一下，我有个好主意。”
对英国来说，这个“好主意”是什么？是独自前行？是在华盛顿的身后口袋中找一个舒适的寓所？还是将命运与我们的欧洲伙伴连在一起？我们能挫败那些像已故的艾奇逊先生那样令人讨厌地坚称我们真的需要选择的人，并向他们展示英国是怎样在大西洋两岸架起一座坚固又可靠的桥梁进行双向交通吗？这就显然把我们带向布莱尔先生、布什总统和伊拉克。关于布莱尔先生和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伊拉克战争已经有了大量充满愤怒的文字，包括一些一流的新闻记载和两份官方报告--前高级法官赫顿勋爵滑稽可笑的贡献，以及前内阁大臣巴特勒勋爵对布莱尔管理政府方式切中要害的批评。我不想再多列举这类东西，更不会像一个乡村老宅谜案的作者那样来确定谁对谁做了什么，尸体被埋在哪里，凶器上是否留有指纹。就伊拉克争论而言，我的起点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结束。
1991年2月份的最后几天，战斗很快就要结束。伊拉克军队正沿着所谓的“死亡高速公路”从科威特城向巴士拉溃退。当时我担任保守党主席，约翰·梅杰邀请我去唐宁街和他共进晚餐，商量接下来几个月的政治策略，尤其是商量一下我们是否应该听取建议，利用他的政治蜜月（他执政仅几个月）和对战争的成功应对来提前举行大选。值得赞扬的是，梅杰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无意利用在主要的反对党支持下取得的军事胜利来玩弄权术。我同意他的观点，那样做会是一件缺乏教养的事情，并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也不是一项好的政治策略。晚餐后我们两个单独坐在他的客厅里，周围是打板球获得的纪念品和特罗洛普写的小说。这时电话铃响了，楼下办公室值班的职员对他说老布什总统想和他通话。商谈的要点很清楚。在军事指挥官们的建议下，总统想宣布停战。总统和首相讨论了所有的主要问题，梅杰针对将萨达姆·侯赛因放虎归山的后果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他们讨论了联合国发动联军的决议条款、联军破裂的前景以及强行进入巴格达面临的相关问题。我还记得老布什总统的总结性的论述：“如果我们一路追击萨达姆到巴格达，我们就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