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按毛泽东一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在军队中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中就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说明。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也是要揪军队内的“走资派”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军队一个方面的领导人的邱会作也受到了冲击。但林彪却要保护邱会作。

1966年，总政治部的一些干部经过酝酿，决定开会批斗邱会作。他们把邱会作拉到批斗会场，由事先准备好批判稿的人轮番上台发言，批斗邱会作。邱会作趁批斗者不备，偷偷地急草了一封给林彪的求救信，让他身边的一个亲信干部赶快送到林办交给主任叶群。叶群收到信一看，是邱会作写给林彪、向林彪求救的信，就立即送给林彪看。林彪看了信后，知道邱会作处境困难，事不宜迟，林彪立即表态：邱会作是左派，不能打倒。林彪还派叶群调动部分警卫人员，冲进批斗会的会场，把邱会作救出来，由几个人保护着，乘上小车，快速驶出北京，藏在西山一座别墅里，还让那里的工作人员严格保密，邱会作在别墅里过上了有服务员照顾的生活。林彪还派人把邱会作的老婆送到这个别墅去，陪同邱会作。不久，经当时的副统帅林彪提名，邱会作又当上了军队要员，还参与领导军队的“文革”工作。邱会作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升了官。这件事，使邱会作对林彪感激不尽。他从此后下决心，唯林彪之命是从，永远为林彪效命。

紧跟林彪为林彪效命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野心膨胀，他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然后，篡夺党、国家、军队中更多的权力。为此，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陷害一批他认为对他篡权有威胁的人。而邱会作则紧跟林彪，林彪授意他陷害谁，他就陷害谁。而且，陷害的范围，不限于总后勤部。此时，邱会作丧失了人格。

本来，邱会作对朱德委员长是很尊敬的，在中央苏区时，邱会作在军委搞后勤时，就在朱德手下工作，朱德对邱会作也很注意培养、帮助，但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诬陷朱德，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好便于他们搞上层、中层、下层全面夺权。林彪有此意图，邱会作就当起了诬陷朱德的“先锋”。1968年底，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三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诬陷朱德说他(指朱德)“从井冈山开始就反对毛主席”，“他那个总司令一天也没有总过”。他还说，朱德“野心很大，想当领袖”。邱会作的这个讲话，经他的秘书整理出一份记录稿，送给邱会作。邱会作在这份材料上批示：“此件已阅，可以印发。要用机密件发，并要编号，不能失掉。”

林彪要“抓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诬陷徐向前，邱会作也当起了诬陷徐向前的“先锋”。1967年6月，邱会作指使总后勤部“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王希克等人编写诬陷徐向前的材料。当年7月，他们又盗用群众的名义，印发传单，诬陷徐向前是“埋在党内军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在传单上煽动“打倒徐向前!”“打倒拿枪的刘邓!”经邱会作布置，总后勤部编写了一份《徐向前对抗毛主席、对抗林副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小组的罪行必须清算》的传单，在全军散发，使那些要打倒徐向前的造反派手里有了“炮弹”，一时间形成了一股诬陷徐向前的恶浪，影响极坏。

林彪历来对总政治部有成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要从根本上搞垮总政治部，于1967年7月25日公开提出“彻底砸烂总政治部阎王殿”的口号。林彪此话一发，邱会作立即紧跟。邱会作利用其副总参谋长和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身份，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的干部中，大肆宣传说：“总政治部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差不多，有生杀予夺之权”，总政治部“在全军很臭”，总政治部是总后勤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的领导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大小阎王”，并且把诬陷材料送给了叶群，由叶群送给林彪，向林彪“邀功”。林彪看了这份诬陷材料后，很高兴，对邱会作的行动表示肯定，还授意邱会作继续大干。邱会作即在总后勤部成立了“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他利用这个小组，非法批斗总政治部各级领导干部59人，他们还编写了16万字的材料，在这份材料的前言部分，引用林彪的话，吹捧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材料的主要内容则是诬陷总政治部的，材料中诬陷总政治部领导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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