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因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而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后，杨虎城为蒋逼迫而来到美国，司徒美堂得知后发动侨胞迎接，并接杨到寓所设家宴招待，随后安良堂设宴款待。他们二人谈得很投机，杨虎城向司徒美堂介绍了发动西安事变的经过，及处理事变时，*党仁至义尽，仇将恩报，主张放蒋，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等，使司徒美堂得以对国内*“洞见大势”。他对杨虎城“印象极为深刻”，认为杨“是一位英勇豪迈、热爱祖国的好军人”，二人“结成莫逆之交”[4](p62)。当杨担心有特务欲对他下毒手时，司徒美堂很愤怒，遂安排安良堂兄弟加以保护，他本人亲送杨上船去伦敦，才珍重道别。为争取国共消除私见，合作抗日，进而达到全民族一致对外，杨虎城等将个人一切利益置之度外，勇于“犯上”兵谏。而当时司徒美堂却视杨为“好军人”，竭力护卫。其中又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当一个国家遭到外敌大举入侵、民族危亡之际，抵抗不抵抗侵略成为衡量爱国与否的试金石。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面对外敌大举入侵，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政策，上百万国民党军队不去前线抵抗日本侵略者，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剿共”内战，甚至疯狂镇压自觉抗日、主张民主救亡的爱国军民。这种不顾国家民族大局，顽固地抱着一党一派的偏狭私见，实属倒行逆施。司徒美堂是非分明，爱憎有别，亲自保护来自国内受迫害的抗日将领和民主人士，这是他以国家民族为最高利益，而所谓党派领袖的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国家民族利益的体现，展示了一位老华侨崇高的国家民族观念。无疑，他以自己的实际言行抗议和抨击了国内执政当局的不抵抗政策。 

　　　　二　生死关头不辱大节，国难之际条陈大计 

　　全面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以身作则、竭尽全力献身于祖国的抗战事业，成为美洲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一位重要带头人。 

　　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刚传美国，纽约华侨当即成立救济总委员会的救国团体。该会共有19名执委，司徒美堂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该组织的任务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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